音頻調查不能作準Back

註：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香港大學立場無關。

感謝曾蔭權政府對民情民意的重視，使社會再次關注民意調查的作用。特區政府最近推出的政改和西九方案，都刻意引用了政府委託民意調查的結果，來支持自己的建議。筆者最近以不同形式討論過有關調查的局限，又提出了一個政府仍未回答的問題，即調查問卷的設計和審議工作負責誰屬的問題，以便釐清調查機構的責任和獨立程度。

筆者提出的問題，並非要留難政府或其他機構，而是希望各界明白民意調查有其科學要求和專業操守，不是唾手可得。政改和西九引發的民意爭論和民調比拚，若果處理得宜，其實可以提升香港社會的民智程度和公民意識。在這條戰線上，香港的新聞和學術界實在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0月31日，《明報》以顯著篇幅報導了一項由該報進行的音頻電話調查，新聞標題為「政改方案支持度急跌」，社評則為「民意有變剔除委任締造三贏」。11月2日，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教授王家英在《新報》撰文，批評有關調查未能符合基本的科學水平，並列舉了三個原因加以說明：

（一）音頻電話訪問調查的成功率極度偏低，與專業民意調查的要求相去甚遠，願意接受訪問的人士極可能只屬於某特定社經背景人士，使得所取得的樣本缺乏代表性。

（二）音頻電話訪問無法透過訪問員的直接詢問和判斷選擇適合的受訪者，進一步減低了樣本的有效性。

（三）音頻電話訪問甚少對受訪者的背景資料作出詳細詢問，使得其調查樣本難以與整體人口比較，以便確定有關樣本是否偏離調查所推論的整體人口分佈結構。

筆者除了認同和支持王家英博士的觀點外，還希望提出另外兩個問題，說明有關調查不當的地方。

首先，筆者曾經多番強調，所有機構在發放調查數字時，應該按照國際社會的專業守則詳細交代有關調查的研究方法、樣本資料、問卷全文、調查日期、抽樣方法、回應比率、加權過程和誤差範圍等。《明報》發放的音頻電話調查，沒有交代回應比率、樣本資料和誤差範圍。可能有關調查根本沒有記錄被訪者的背景資料，因而無法列出樣本資料。不過，根據筆者對音頻調查系統的認識，有關係統應該能夠清楚記錄打出號碼的數目和次數，和線路回應信號的類別，從而運算調查的回應比率。事實上，《明報》間中也會提供其音頻電話調查的回應比率，但今次沒有。至於誤差範圍，本地傳媒通常都視而不見，避而不談，這不單是個別報章的問題。

其次，為了印證政府調查的數字，《明報》刻意從政府委託進行的調查中抽取5條問題，以音頻電話重複進行調查。重複驗證本來是非常科學的方法，但由於兩種調查方法完全不同，這個科學方法便頓時失效。比較可取的方法，是以類似方法用類似的題目進行類似的調查，然後比較結果。如果《明報》的分析是基於兩次同類音頻電話訪問的結果，部份在方法上出現的問題可能得以控制，民意走勢的分析會比較「可靠」。不過，須要說明，在統計學上，「可靠度」（Reliability）和「有效性」（Validity）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又稱為「信度」和「效度」，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解釋清楚。音頻電話調查的結果可能是「可靠」但「無效」，這些概念可能需要另文分析。

筆者細讀《明報》的民意調查數字後，撇開數表中題目誤殖的問題不談，筆者未能得到「經過社會一輪討論之後，港府方案的支持整體下降政改方案支持度急跌」和「取消委任區議員在立法會和特首的投票權，政府方案會得到逾半市民的支持」的結論。

幸好，在《明報》的報導中，亦有一則是引述政府消息人士的說話，謂音頻電話訪問與專業調查的嚴謹程度不同，不能直接比較，總算有個平衡。不過，一如王家英文章指出，一些經常批評政府民調不科學的人士，似乎沒有質疑這個音頻電話訪問調查的結果，反而是在認同有關結果的基礎上，作出解讀和評論。

出現這種雙重標準，可能是因為一般社會人士對政府要求甚高，但卻律己從寬，或多或少反映了政府認授性和公信力的問題。同樣道理，如果是次問題不是出現在一份自稱「公信第一」的報紙，筆者可能也只會一笑置之。

與王家英博士一樣，筆者希望各界人士在爭奪民意支持的同時，更加重視民意調查的科學性，和瞭解各種調查的局限，好讓政治歸政治，科學歸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