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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六四 新人輩出

註：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所屬大學立場無關。

六四事件十五週年紀念集會參加人數創了近年新高。無論從甚麼角度看，在香港，一個數以萬計巿民參加的集會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大型集會。社會上有意見認為，人數增加與今年中央政府高姿態主導政改討論並否決零七零八雙普選，以及五月份的「名嘴封咪事件」有關。「政治低氣壓」令市民更主動地表達他們對民主和自由的渴望。

個別時期的政治氣候會對市民參與遊行集會的意欲起著一定的影響，這一點我們可加以肯定。但我們也不能忽視一個基本事實，就是在過年十一年來，參與六四集會的人數是頗為穩定的。根據主辦機構的統計，從一九九三年到二零零三年，參與六四晚會的人數一直徘徊在四萬至五萬多人之間。例外的只有九五年及九九年的集會，前者是多年來的低點，只有三萬人參加，後者是十週年紀念，有七萬名市民參加。

換句話說，一些市民也許對六四的印象日漸模糊，但整體而言，市民並沒有因時間流逝而忘卻六四。與此同時，正如一些傳媒在報道中指出，參加六四集會的市民中也不乏年青「新血」。在一定程度上，香港市民的確能將對六四的記憶薪火相傳。

在這些背景之下，我們想問的是：今時今日，這薪火到底意味者甚麼？六四事件對香港市民有甚麼意義？而香港市民又是透過甚麼方法和渠道將六四事件的事實及其對香港及中國的意義留存下去？

為了解答這些問題，同時也為了延續我們在去年七一遊行及今年元旦遊行所進行的調查研究，我們在今年的六四晚會中也進行了同類型的現場調查。訪問員分別在特定的維園入口處及球場中按照指定的步驟進行抽樣問卷調查。抽樣方法的總原則在於盡量將被訪者在時間及空間上作系統分佈，以及訂立一定的步驟防止訪問員隨意地選擇被訪者。抽樣方式的細節比較繁複，在調查報告中會詳細敘述，在此不贅。調查共成功訪問了五百二十二人，回應率為百分之八十五點九，在九成半置信水平下，各百分比的誤差少於正負四點四個百分比。

由於現場調查實際環境所限，我們只能用一份較短的問卷。為獲取更多資料，我們在晚會時也用場區抽樣方法，邀請了一些參加者在晚會後到港大的民意網站上填寫網上調查，結果回收了2799份有效的網上問卷，回應率為百分之十四點零。由於網上調查依賴被訪者主動參與，回應率亦不高，所以樣本的代表性難以確保。不過，在比較現場和網上調查的結果後，我們發現在大部份關鍵問題上，兩種調查的結果並無顯著分別。有關網上調查的優勢和局限，我們會在日後再作討論。我們以下的分析會以現場調查的數據為主，在處理一些現場調查中未有問及的題目時才用網上調查的結果作補充。

六四與香港及中國的民主發展

我們首先分析六四集會對參與者的意義。在問卷中，被訪者被問及他們參與六四晚會的原因。如表一所示，參加集會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和六四事件本身直接有關的。約百分之九十一的參與者指出他們參加六四集會是為了紀念六四的死難者，為了要求中共平反六四的市民有百分之九十，為抗議當年中共鎮壓的接近百分之九十四，為提醒其他市民不要忘記六四的也有百分之九十。

有約百分之六十四的市民表示自己參與六四集會是為了表達對近幾個月中央的香港政策的不滿，為表達對特區政府的不滿的則只有百分之五十四。由於被訪者可以基於多種原因參與集會，所以仍有一定人數指出自己參與集會跟近期的政治氣氛有關，但在相比之下，這兩個原因明顯地屬於次要。

表一 六四晚會參加者參加晚會的原因（現場調查）

六四事件對香港人的意義是甚麼？我們在問卷中加入了四條問題，讓參加集會的人士表達六四事件對他們到底有甚麼影響。表二的上半部分顯示，絕大部分參與者均指出六四事件令他們更珍惜自由及更支持民主。這是意料之內的結果。但同時，也有百分之八十三的參與者指出六四事件令他們更關心中國。相反，只有約百分之四十的參與者指出六四事件令他們更害怕中共。

表二 六四對參加者的影響及參加者對中國民主的態度（現場調查）

我們以前在分析七一及元旦遊行的時候就曾指出，在香港，參與遊行集會的人士絕不是「反中亂港」之輩。這對六四集會而言也一樣。有評論認為集會者高呼「還政於民」是「港獨」的表現，那更是無稽之談。事實是恰恰相反，不關心中國的市民，不將香港視為中國一部分的市民，為甚麼還會紀念六四？

很多香港人紀念六四，是因為他們明白香港的民主發展跟中國大陸的民主發展是相連的。六四集會和元旦或七一遊行有一個重要的差異：在元旦及七一遊行中，香港人表達對香港民主發展的訴求；在六四集會上，香港人表達的則是對中國民主化的渴望。在表一我們已經看到，有百分之八十六的參加者指出他們參與集會是為了促進中國的民主化。表二的下半部分則顯示高達百分之九十二的被訪者認為香港人有責任推動內地的民主化。當然，香港能起到的實際作用可能是極少的，但仍然有約四分之三的被訪者相信香港人可以促進中國的民主。

年青人不斷加入

對香港時下的青年人來說，六四是他們年幼時發生的事。他們當時對事件可能只有非常模糊的認知。不過，這並不妨礙年青的一代參加悼念六四。事實上，在現場調查中，以十五歲或以上的訪問對像計，百分之七的被訪者介乎十五至十九歲之間，在二十至二十九歲之間的佔百分之二十七。將兩者加起來，今年六四集會中，撇除現年不足十五歲，即在一九八九年時尚未出生的人士，有三分之一的參加者在一九八九年時還不足十五歲。同時，當被問及他們曾參加過多少次六四晚會的時候，有高達百分之二十九的參加者表示今年是他們首次參加該項集會。

可惜過去沒有類似的調查可資比較，但從以上的數字看來，六四晚會的參加者在過去十五年內不太可能有「老化」的情況。更可能的是有年青的一群不斷加入，補充了年長一群中因各種原因而流失的市民。這一點我們可透過分析新參與者的人口特徵來加以引證。根據我們以往對七一及元旦遊行的分析方法，我們將參加者分為三組－－新參與者、可能參與者（在十五年來參加過二至七次），和積極參與者（在十五年來參加過八次或以上）。三組參與者分別佔現場調查樣本的百分之二十七，三十七，及三十一（其餘為回答「不知道」或「記不起」的人）。在網上調查中，三組參與者的比例則為百分之二十九，三十七及三十一。表三展示了這三個組別的參與者的人口特徵。

表三 不同類型參與者的人口特徵（現場調查）

無論是那一個組別，男性的比例都是在百分之六十三至六十八之間。新參與者看來有較多未接受過大專教育，但這明顯是因為有百分二十一的新參與者年齡介乎十五至十九歲之間，亦即是說新參與者中包括了一定數量的中學生。同時，新參與者中也有較多是來自草根階層的，但這點也應該是三組參與者之間年齡差異的副產物。

總體而言，表三告訴我們的是三個組別的參與者之間最主要的分別只在於年齡方面。在新參與者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在三十歲以下的。值得留意的是，這些在三十歲以下的新參者佔了整個樣本的百分之十六。「可能參與者」中也有百分之四十一在三十歲以下，這些市民很可能也是在九十年代中期自己較為成長之後才加入悼念六四的行列。這結果包含兩種意義。第一，這批「可能參與者」中其實包含了一些在過去幾年開始加入的積極分子。更重要的，是年青人加入紀念六四這情況應不是在今年才發生的事，而是在過去十五年內不斷持續發生的，差異在於今年較為集中發生而已。

六四新參與者的參與模式

我們在之前的分析中指出有不少青年人參加了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當然，我們可以預期在過去多年來積極參與六四晚會的市民仍然在集會的形成過程中擔當著「行動領袖」的角色。新參與者則可能較為被動。但事實是否這樣？表四顯示了各類型參與者決定參加今年六四晚會的時間，以及他們到底是否在自己的社交圈子中帶頭參加的人。我們發現，積極參與者的確很早就決定了參加晚會。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積極參與者在一個月前或更早就決定了參加。剛剛相反的是新參與者，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晚會前約一星期或以內決定參加的，其中更有四分之一是在晚會當天才決定參加的。可見，對積極參與者而言，參加晚會已經差不多成為了「慣性動作」。事實上，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在積極參與者中，有百分之十四「不知道」自己幾時決定了要參加晚會。相反，只有百分之一的新參與者說不出自己幾時決定了要參加。對新參與者來說，參加六四晚會是一個有意識的決定，他們要決定做一件自己未曾做過的事。但對一部分積極參與者來說，參加晚會已是「習以為常」，所以便談不上何時決定參加。

表四 參與者決定參與晚會的時間及方式（現場調查）

同時，只有百分之五的積極參與者是在別人首先提出的情況下參加晚會的。在同樣情況下參加晚會的新參與者則有約百分之十九。所以，我們可以指出新參與者整體而言較積極參與者被動。但獨立來看，百分之十九仍是一個頗低的比例。反過來說，八成的新參與者都不是被身邊的朋友或親人「拉」到晚會現場的。有百分之二十七表示他們和別人一起參加晚會是因為大家不約而同有同樣的念頭，百分之十九更主動向別人提出一起參與的建議。

至於參加晚會的同伴方面，新參與者在相比於其他參與者之下，更多是跟朋友、男女朋友，以及同學一起參與的。同時，他們較少跟家人一起參與。這一方面固然是反映了年青人社交圈子的一般組成，但很少新參與者和家人一起參加六四晚會這一點也帶出了一個問題：六四的薪火從上一代傳到下一代似乎主要不是透過家庭來進行的，那麼，最重要的渠道是甚麼？

在網上調查中，我們問到被訪者認為社會上的各種渠道對他們保留關於六四的記憶有多重要。表五顯示了有關結果。有幾點是值得留意的。首先，保留六四記憶的最重要渠道是支聯會，其次是大眾傳媒和互聯網，然後才是家庭、朋友和學校。但其中傳媒的作用是特別重要的，因為支聯會要向公眾說話，很大程度上也要透過傳媒。第二，比較不同的參與者，新參與者認為家庭重要的比例是較積極參與者少的，這點便和表四的結果相吻合。第三，新參與者比其他參與者更重視大眾傳媒、互聯網，和學校的重要性。互聯網和學校對他們來說較為重要，或多或少和他們的年齡有關。但在香港，青年人一向比中年人少使用新聞傳媒，而在六四問題上，他們卻較依賴傳媒。所以，對於傳播六四訊息給新一代的主要渠道是甚麼這一問題，表五給予了一個初步的答案：大眾傳媒似乎擔當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表五 參與者對親友及傳媒對六四的記憶的評價（網上調查）

傳媒對傳承六四的作用

我們上一部份的分析初步顯示了傳媒在保存及傳播有關六四的訊息上的重要性。事實上，調查中不同的問題的結果都表現出傳媒的作用。表六顯示了現場調查的被訪者認為透過各種渠道而來的「號召」對他們參與晚會的決定有多大的影響。正如以上提到，對積極參與者來說，參加六四晚會已幾乎成為了一種慣性，他們自然不太需要各種「號召」的推動。相反，新參與者則較可能是響應各種「號召」而決定參加晚會的。在這一個基礎上，表六最重要的結果是新參與者並不比積極參與者覺得政黨、「所屬團體」，以及家人的號召重要。新參與者較認同為重要的號召來源是各種傳播媒介和透過媒介向公眾發言的社會知名人士。不過，當我們強調傳媒的作用的時候，有一點不可忽略的是朋友間的人際溝通的重要。雖然之前的分析顯示朋友並不一定有助於保留六四的記憶，但朋友在鼓勵和推動參與集體行動時卻可以起著較大的作用，這對於新參與者尤其如此。

表六 各種號召對參與者的影響（現場調查）

另外，在現場調查中，我們詢問被訪者覺不覺得身邊的親友以及傳媒已經淡忘六四。結果顯示，整體而言，認為身邊親友已經淡忘六四的佔所有被訪者的百分之二十七，而認為傳媒已經淡忘六四的則有百分之二十五。這表示並沒有太多被訪者認為香港人及傳媒已經淡忘六四，而認為親友及認為傳媒淡忘六四的比例是很接近的。

但當我們將三組被訪者分開來的時候，卻出現了一個有意義的現象。如表七所示，過半數的積極參與者不認為身邊的親友已經淡忘六四，但只有約三分之一的新參與者認為親友並沒有淡忘六四。這再一次跟我們以上的分析相吻合。年青的新參與者並不是主要從家庭中得到有關六四的資訊。另一方面，只有百分之十七的新參與者認為香港傳媒已經淡忘六四，認為傳媒已經淡忘六四的積極參與者則佔百分之三十。積極參與者多年來一直關注六四，對傳媒怎樣報道六四很可能有一定的觀察。一些市民可能覺察到個別傳媒機構甚至傳媒整體對六四的報道在這些年來有所轉變。但對新參與者來說，傳媒始終是最重要的資訊來源。

不過，傳媒保留六四的記憶和資料並不代表傳媒本身對六四有一定的態度。在網上調查中，我們問到被訪者認不認為香港傳媒沒有改變對六四的態度。從表七所見，有兩點是特別重要的。第一，和其他題目的結果一樣，新參與者對傳媒有較為正面的評價。有百分之二十三的新參與者認為傳媒沒有改變態度，但只有百分之十四的積極參與者認為傳媒?有改變。但整體來看，認為傳媒有改變態度的香港市民是多數。換句話說，雖然六成以上的新參與者認為香港傳媒沒有淡忘六四，但卻只有兩成左右認為香港傳媒沒有改變對六四的態度。同樣地，雖然接近一半的積極參與者認為傳媒沒有淡忘六四，但只有百分之十四左右認為傳媒沒有改變態度。這代表的是甚麼樣的一種現象？我們在總結裏會作出討論。

表七 參與者對親友及傳媒對六四的記憶的評價（現場及網上調查）

六四薪火相傳的社會基礎

總括而言，六四雖然已經過去了十五年，香港人對六四的記憶及關懷仍然延續下去。今年的晚會參加人數之所以增加，不能否認是和當前的政治狀況有關，但這並不代表六四晚會變成了一個主要為抗議近日政治事件而舉行的集會。一個較為合理的描述是，近期的政治事件令香港人重新意識到香港及內地民主發展之間的關係，也令香港人更關注中國的動態。這推動了一些市民參加六四晚會，但並沒有改變六四晚會的性質。六四晚會從來都是一個香港人表達關心中國的集會，它所表達的訴求是自由和民主，但不只是香港的自由和民主，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自由和民主。香港人持續紀念六四，是因為六四對香港和中國都有持續的意義。說到底，中共仍未平反六四，香港人仍未享有全面的民主，中國的民主路更是漫長，六四並不單單是一件「歷史事件」而已。

要六四的薪火流傳下去，年青一代的參與是必要的。我們的調查發現的確有不少新血加入紀念六四的行列。但要繼續吸納年青人的參與，香港社會須要一些渠道去將有關六四的資料和訊息留存下去。一種重要的渠道應該是教育機構。但我們的調查發現，就算是對年青的新參與者來說，學校在保留和傳送六四的記憶上的作用都是低於傳媒和互聯網這些渠道的。香港學校裏的「公民教育」向來都有非政治化的傾向，而早前不少傳媒報道了有關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對六四的描述，往往在關鍵的地方，如有關鎮壓的史實及死亡人數等含糊其詞或索性略去不談。在學校中傳播有關六四的訊息可能有一定的困難。另外，我們的調查亦發現家庭也不能很有效地將六四的訊息傳給下一代。在這種情況之下，大眾傳媒便顯得格外重要。傳媒不只是新資訊的來源，也可以是舊資訊的保存者。香港的傳媒雖然近日受到一些困擾和壓力，但在六四這問題上，不少傳媒機構還是起著儲存、重整，以及傳送集體記憶的作用。

那並不是說香港傳媒鼓吹市民參加六四晚會，也不是說傳媒完全沒有比以往「收歛」。相反，我們在分析中已指出，雖然很多被訪者認為傳媒沒有淡忘六四，但卻很少被訪者認為傳媒沒有改變對六四的態度。我們認為，這結果反映的是在過去幾年不少香港傳媒在報道和評論六四時有「客觀化」的傾向。客觀化代表將事件的基本事實報道出來，以及將正反相方的意見並列。這種報道能為市民提供資訊和各方的意見，甚至包括批評當權者的意見，在表面上符合新聞媒體的傳統專業意理。相比起有明顯立場的批判性報道和評論，當權者較難抨擊，所以客觀化可說是傳媒在言論壓力下一種自衛的對應手法。

事實上，近年有不止一篇有關香港新聞界狀況的學術文章曾指出部分香港傳媒在九七後的政治新聞有客觀化的傾向。客觀化代表了一種態度的轉變，亦即從有明確的立場轉變為不表達明確的立場，是意見立場上一種退卻。這可以用來解釋調查裏的結果。但傳媒縱使不表示明顯的立場，最起碼也保留了市民對六四的記憶。在一個自由和多元的社會裏，傳媒的主要作用不在於鼓吹某種特定的思想，而是作為資訊及意見流通的領域。在六四這問題上，只要傳媒仍然願意給予它應該得到的重視，仍然給予空間讓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及團體發表意見，那就算傳媒只是「客觀中立」的報道，也能夠讓年青的一代對十五年前發生的事有更多的瞭解，從而引發他們的興趣和關注。有了這個基礎，才會有新的一代加入紀念六四的行列。當然，傳媒有報道並不代表受眾一定會傾向同情六四，而他們是會根據個人的處境和社會狀況而作出反應，是以不能過份估量傳媒的威力。我們這裡強調的是傳媒作為集體記憶的基礎性作用。

但客觀化也代表傳媒會越來越少成為不同意見的「來源」，傾向不會主動進行批判性報道和評論，而滿足於扮演不同意見傳播者的角色。在這情況下，傳媒能否提供多元聲音給市民參考，會越來越依賴於社會上本身有沒有多元的聲音在流通。公民社會中的各種團體必須擔負起意見來源的角色。就六四這問題而言，支聯會的繼續存在是很重要的，這亦是晚會參加者所認同的。六四能夠薪火相傳，很大程度是傳媒與支聯會互動的結果：沒有支聯會及六四支持者的活動，傳媒會有無米之炊的感嘆；沒有傳媒的報道，關於六四的記憶將難以社會化。換言之，有社會組織，加上自由的傳媒，特定社會意識才有可能延續發展。

如果傳媒能夠堅守一個開放的言論園地，而社會上又有各種各樣的聲音被表達出來，各種各樣的「香港價值」將更有機會被保留。要壓抑一兩把響亮的聲音容易，要摧毀一個活潑的「意見市埸」是沒有那麼簡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