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中央要適可而止Back

註：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香港大學立場無關。

特首董建華在上週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史無前例地提到了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名字，隨後兼且提到「內地的法律專家」的意見。董建華在施政報告第77段說：

「我在不久前到北京述職時，胡錦濤主席向我表明了中央政府對香港政治體制發展的高度關注和原則立場。其後，內地的法律專家和香港的一些人士也都對有關問題發表了看法。政府確實需要對這些重大問題理解清楚，才可以對政制檢討作出妥善的安排。」

在隨後的記者會中，董建華又第一次用了「四大護法」的稱號，代替「內地的法律專家」，把他們的地位提升到僅次於中央領導人的層次。他說：

「…在十二月三日，我在北京訪問時，胡錦濤主席對我說，他對政制檢討是高度關注。第二天，四大護法也出來說話；香港亦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出現。關於政制檢討，尤其是在《基本法》內有關的規定是要去瞭解的、要搞清楚才可以。要搞清楚所有的事情，然後再作出政制檢討是一件好事，這是一個很好的程序…」

翻查記錄，在七份董建華已經發表的施政報告中，除了今年提及胡錦濤外，就只有在1997年第一份施政報告的引言中提及國家領導人的名字。當時，他在第3段說：

「…以江澤民主席為核心的中央領導層，在剛剛結束的中共十五大上，提出了要在二十一世紀中葉，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國家發展前景壯闊，香港必定從中得益。香港的發展同樣前景壯闊…」

董建華在1997年提及江澤民，是要宣示他的權力來源，和回饋江總知遇之恩。他今次提到胡錦濤，除了再次宣示他的權力來源外，明顯是要把拖延啟動政改的責任推到中央政府身上。

無疑，胡錦濤及「四大護法」的確發表了意見，否則，董建華沒有膽量作出這個說明。港澳辦在同日迅速發表聲明支持施政報告，表示中央在政改的問題上已向董建華表態。

不過，筆者要指出，中央要透過董建華和「四大護法」作出表態，除了證明董建華已經無法管治香港外，一不小心，中央亦可能會打擊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付出另類政治代價。

筆者近期寫了一些文章，詳細分析香港市民自1993年起對一國兩制信心的走勢。數據顯示，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在過去十多年間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1993至1996年，第二階段由1997至1998年，而第三階段則由1999至2003年。

在第一階段，有信心與沒有信心的比率通常都在三成半至四成半之間互相爭持，大抵反映了香港回歸前中英爭拗的狀況。1993年下半，中英談判決裂，中方揚言「另起爐灶」，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跌至谷底。及至1994年中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塵埃落定，中英各走各路，爭拗平息，信心才開始回升。

第二階段大約由1996年底董建華被推選為第一屆特首開始，至1998年下本年為止。特區政府的施政雖然連番失誤，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不斷下跌，但由於中央政府沒有干預特區事務的跡象，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反而有非常可觀的增長，由45％增加到67％。

但到了第三階段，即1999年起至現在，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就反覆下跌，由67%回落至2003年上半的49%，才告揣定。1999年出現轉捩點，是因為特區政府就居港權問題向人大尋求解釋法，侵害了香港的終審權力，兼把信心上升的勢頭完全扭轉，這是信心下跌的第一波。第二波下跌由2002年初開始，董建華在民望跌至谷底時向中央求助，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央政府不顧香港民意而積極挺董連任，開始對香港事務諸多意見。同期，董班子又傳出中央政府已經訂下2003年7月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時限，引起市民不滿，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再次下跌，最後更觸發50萬人在2003年7月1日上街示威。可幸的是，以胡錦濤和溫家寶為新核心的中央政府，以開明的態度回應了七一的訴求，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才告揣定。

綜觀11年來市民對一國兩制信心的走勢，筆者認為，董建華是導致市民對一國兩制信心下跌的主因，中央政府反而比較被動，原因有三：

（1）1999年人大釋法完全扭轉港人對一國兩制信心上升的勢頭，當年中央政府首次出動「四大護法」作為護航，以民間專家作為中央政府的代言人，其實是不想直接干預特區事務，用心良苦。更重要的是，當年是董建華政府力求人大釋法，把中央政府置在兩難之間。董建華在法庭處理居港權前便一早表態，認為香港不能容納所有港人在內地的子女。當時，政府研究數據未出，學者專家亦未及討論，董建華便急於背靠中央，以表貞忠。

（2）2001年底，董建華在民望跌至谷底時尋求連任，又向中央求助。江澤民當然力挺，這是面子猶關。可惜，董建華的手法拙劣，套用內地等額選舉的概念，囊括700多人的提名，連小圈子投票也不用進行，選舉形同虛設，使香港的民主發展循序漸退。這個做法，相信連中央政府也沒有意料得到。

（3）七一遊行後，董建華在7月5日仍然堅持如期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完全不顧7月9日可能會出現一發不可收拾的動盪，簡直不可理喻。要不是田北俊辭職，香港出現災難，董建華要負上最大責任。

是愚昧也好，是故意也好，董建華上述三項決定，完全沒有顧及市民的利益，亦陷中央政府於不義。董建華完全不瞭解香港市民，他怎能成為市民與中央的橋樑？中央政府屢次錯誤理解和判斷市民的民主訴求，董建華難辭其咎。

在新一輪的政制討論之中，董建華把胡錦濤和「四大護法」扛了出來，再次蠶食中央政府與香港市民之間的互信。董建華屢次強調香港的發展要背靠祖國，其實是掩飾他自己在政治和心理上背靠中央，利用中央。中央害怕民主，是基於內地的民情和歷史因素。董建華害怕民主，是政治愚昧和沒有遠見。

如果內地法律專家真正希望從專業角度審視基本法第45條的法律基礎，則大可以廣邀本地、內地和國際法律專家進行專業研究和討論，相信市民不會反對。在進步社會中，學者專家就是學者專家。如果學者專家要代表政府發言，他們的言論就不屬於學術和專業的領域，而群眾亦毋須以專業角度權衡該等言論的嚴謹性和可信度。這個觀點，中央政府和內地學者可以不理，但特首董建華就不能視而不見。

如果中央政府再以「四大護法」作為政策發言人，為董建華護航，則吃虧的，將會是大眾市民和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