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公投一個公道返回

筆者有一個「不切實際」的問題：「特區政府的政制發展諮詢工作最終會用哪些方法來處理香港市民的意見？」說這個問題不切實際，是因為我們的政制發展最終要交由中央定奪，直接令特區政府在許多政制爭論上表現得軟弱無力，更害得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被個別民主派議員取笑為「容後」局長。不過，政治現實雖然有局限，但是重要的問題仍得要問。明顯地，諮詢的安排和處理民意的方法會影響市民參與的意欲、方式和態度。最近，就有民主派的議員提出用全民公投的方式收集和評估市民對二○○七、○八政制發展的意見。

扣帽子伎倆難有說服力

可惜，中央、特區和保守的政治力量迅速地組成防線並全力鞭韃這種想法，更對支持公投的議員及社會人士毫不客氣。有評論對這個「不識抬舉」的公投建議看成搞「港獨」的陰謀，以有色眼鏡觀之，已經到了神經過敏的地步。平心而論，香港跟台灣不能混為一談，「港獨」沒有市場，因而把公投說成將香港「獨立、分裂出去」這種扣帽子的伎倆全無必要，亦難有說服力。

說穿了，有意見把公投說成「不切實際」或「危險動作」，其實出發點只是要維護一個政府所剩無幾的權威，同時要避免政制諮詢工作出亂子，不經意地被公投變成了一個實質的諮詢工作。兩種心態都充分反映了我們的當權者最怕的是民意的集體表現。

中央自恃大權在手，固然未為兩次「七一」大遊行所動。但特區的掌權者其實依然未能汲取教訓，又何嘗不是只會高高在上指點江山？隨隨便便拿著《基本法》大呼「違反」、「不符合」的言行無助建立《基本法》的權威，反而更令市民對社會主義理論中主張「法律是專政的工具」的教條有了真實的體會。

以公投為例，一個具有參考作用的全民投票絕對沒有牴觸《基本法》和人大「四二六」決定之嫌。反而，形式上這類公投可以幫助決策者有效地掌握民情，權衡施政時先後輕重。而且，由籌備、醞釀討論至投票的過程中一來可以讓社會各階層有平等而充分的參與機會，二來更可以讓市民進一步認識和考慮不同的意見和支持、反對的理據。若果當權者有承擔和勇氣去學會放下身段，就應該開放地跟市民共商政改大事。若果當權者有善意去面對持不同政見的團體和人士，就應該好好利用公投的機會重新檢視自己的立場。只因為陳水扁在台灣搞了幾個不清不楚的公投，就把所有公投的提議都視為政治禁忌，甚至予以打壓，不是對香港實行思想控制，是什麼？

原則上，支持和反對香港盡快落實普選的陣營皆可透過公投的機制努力做好溝通和遊說的工作，讓市民、中央和特區政府嚴肅地討論一個為各方接受的政改時間表。這不失為一個可取的辦法去紓解這個令人頭痛的管治問題。目前中央和特區政府對公投的反感表現，已經再次予人一個視人民為洪水猛獸的壞印象。缺乏政治智慧和胸襟的掌權者再似短淺的目光和手段封殺不中聽的建議，又怎會在香港市民心中建立權威？

這次關於公投的爭議仍未告一段落，但對於未來的特區政治環境有一個啟示作用。那就是讓我們看看一些形象溫和的當權者其實有幾溫和。屈指一算，特首董建華的任期只剩下兩年多，輿論一般認為下一屆的領導班子已逐漸在行政會議內形成。有意問鼎特首的一眾高官和權貴，在公投這個問題上又怎會不替中央把關、隨便不理會中央的立場？有評論盼望見到溫和的當權者跟溫和的民主派達成共識，推動政制改革朝民主的方向發展，頗有點一廂情願。

民主派有疏導民怨作用

香港目前沒有人鼓吹武力革命，民主運動的本質是和平和非暴力的。嚴格來說，我們的民主派並不激進，反而在過去幾年的政治動盪中起了穩定的作用，利用本地獨有的言論和集會自由一次又一次的疏導了民怨。用共產世界的語言，香港民主派所帶來的挑戰是「人民內部矛盾」而非「敵我矛盾」。近日國內不斷傳出有官民衝突、騷亂甚至暴動的消息，中央領導班子是不是更應珍惜香港特區民主派發揮的積極活塞作用？即使民主不是萬靈丹、更不能保證人民溫飽，世界上沒有比以選票和平地、公平地分解社會矛盾更有效的辦法了。

溫和的當權者首先要有向中央說「且慢」，有時甚至要說「不」的勇氣；又或者什麼也不用說，只集中精神創造有利的條件為中央拆解政治危機，令中央放心便成。同時，他們要視異見為平常不過的事情而非你死我活的鬥爭。試問特區政府的管治班子中有誰可當此重任？

公投的爭議，根據在場人士轉述，源自張超雄議員衝口而出所造成。也許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呂明華下次開會時先建議支持和反對公投的議員雙方撰寫研究報告，讓議會做議會的事，有理有據的辯論一番才付諸表決，好讓市民從中瞭解公投的意義，還公投一個公道。中央有意見亦可加入辯論，香港需要的是開明政治，絕非畏首畏尾的「凡是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