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言亦議：一二三六八九續篇」返回


鍾庭耀

註：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所屬機構立場無關。

「鍾言亦議」上回提到：「如果一二三代表純真的起步，六八九代表權術的高峰。那末，我寧願取一捨九，永遠單純。」今回，就讓我多說兩個一二三和六八九的故事。

 

一六年一月一六日星期六，筆者在台灣觀選。三六會合，居然出現了六八九！是天意弄人，還是內有玄機？可能只有天曉得。六八九人對比六八九萬，可能就是權術與民意的啟示！

 

選舉期間，筆者有幸與當地學者專家談論港台之間的關係。他們說：台灣民眾已經不再關心「一國兩制」，香港經驗沒有作用。鄧小平的構思，過時了。

 

選舉前夜，寒風細雨，筆者在台北街頭遇上幾個嬸嬸，都是前去造勢的。嬸嬸問：「聽說你們香港的情況差了很多，真的嗎？」一時間，筆者想盡記憶系統裏的民調數字，和大學環境的變遷，嘗試回答這個簡單的問題……

 

結果，只及說，只能說：「真的差了！」街頭偶遇，無法詳細解釋。

 

匆匆回港，準備開課。居然，在新學期第一個星期二，學生宣佈星期三開始罷課，與我的第一課碰個正著！

 

思考過後，答案簡單。學生有上課的權利，亦有罷課的自由。只要有一位同學堅持上課，老師沒有不教的理由。不過，罷課學生犧牲小我，去爭取學術自由和院校自治，是為了公義而非私利，作為老師怎可坐享其成？

 

況且，這個矛盾不是由學生製造，而是因為制度失衡所致。在位者虛權實用，製造矛盾鞏固自己。遠王道，行霸道，已經不可取。把紅黃藍白黑道道收編，群眾鬥群眾，專業鋤專業，網民批網民，都是階級鬥爭的老形態，好勇鬥狠的新結果。古代哲人推崇的仁道，和當今天下嚮往的人道，去了哪裏？面對這個困局，老師如何自處？

 

終於，在第一和第二個星期三，筆者如常授課，安排錄影，並在第三個星期三上課前另闢時間，播放錄影加上即場討論，兼且開放給所有學生參加。可能由於沒有宣傳，參加者最後只有一人，但補課安排總算解決，在沒有虧待任何學生之餘，又增加了所有學生的學習機會。

 

筆者一向認為，學習不等於上課。所以，筆者在每個課程的第一天，總是預先說明如果學生認為講座沒有價值，便毋須出席，導修另計。因此，對筆者而言，只要用心學習，明辨是非，上課與否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跨越兩個社會的兩個故事，從一二三到六八九，盡顯權術與純真的兩種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