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言亦議：校園病變」返回

短短三個月內，港大校園內外先後出現了學生會全民投票、師生民意投票和畢業生議會兩次特別會議等。大學校園好像忽然「民主」起來。

愚見認為，香港的學生運動，在七十年代開展以後，八十年代已漸次式微。八九學運是個異數，因為全由北京帶動。及至九十年代香港回歸，學生聲音少之又少。至於二千年的民調事件，也好像是港大校園裏一樁自己的事。七十年代以來，筆者都在校園工作和生活。見到的，都是校園都市化，思想生活化。談理想的，已經愈來愈少。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大學生由天之驕子變成俗子凡夫，可能無可避免。在進步的民主社會，社稷擔子由政黨政團負責挑負，本無不可。只不過，香港社會尚未富裕，國家民族仍未解困，作為知識分子的搖籃，大學校園又豈能先天下之樂而樂！

筆者一向認為，號稱「博士」者，未必真正翰林雅士。反而沒有「博士」銜頭者，卻很多胸懷大志，學識廣博，情操比不少「速成博士」和「榮譽學位」持有者高出不知多少倍，他們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去年的雨傘運動喚醒了不少大學老師和學生。支持也好、反對也好、中立也好，他們總算好好的想過、活過。可惜的是，運動過後，當權者沒有重視知識分子的深切反思，而是在校園內外掩掩映映地開始秋後算帳。

大學可貴之處，是光明正大，兼收並蓄。學術自由、院校自治的價值，在於尊重異見，不設禁區。只要是講道理、有風度，就沒有事情不可碰、沒有道理不能辯。可惜，這種無事不可對人言的情操，已經漸漸被所謂機密書函、保密協議、私人談話等規儀取代。這種病變，從上而下。

制度失衡，當權者有權盡用，侵蝕了大學的優良傳統。老師無聲抗議，學生挑戰權威。當然，在雞蛋與石牆之間，善心人都會同情弱者。不過，筆者依然認為，任何時候，任何抗爭，知識分子都要保持一己情操，以禮待人。縱使遇到市井粗人、斯文敗類，也要以德服人，以身作則。

能夠改良制度固然最好，不能的話，另設民間制度，例如全民投票，也應嘗試。只要校園病變未到窮途末路，我們便沒有必要轟烈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