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時間解開「二五之爭」返回

鍾庭耀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
 

註：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香港大學立場無關。

 

董特辭職，曾特接上，理應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可惜，人事未定，「二五之爭」已經如火如荼。
 

董建華的功過，歷史尚待論證。但董特過失之一，是輕視法治精神。1997年，特區成立伊始，港人內地婚生子女的居港權問題便迅速成為社會的焦點。經過一輪司法程序，董建華政府處於弱勢，於是發起一連串不可思議的行動，最終把特區法院的終審權雙手奉上。

 

當時，董特在未經廣泛諮詢和深入研究前，便判定內地婚生子女來港有損香港經濟。董建華先以特首身份負面評論有關人士的居港權，然後透過政府發動輿論，包括從「後補」研究中聲稱有關移民數目達167萬，顯示了董建華從政初期急就章的性格。
 

董建華當時的想法，可能是基於一番好意。可惜，由於他對香港社會和法治精神缺乏認識，他的錯判為害不淺。
 

現時關於新的特首任期應該是兩年還是五年的爭拗，與當年居港權的爭拗頗為相似，就是很快被升級到「親中」與「抗中」的層面。董特不明白，中央也不明白，很多堅持法治精神的學者專家，比不少反對居港權的人士還要親中愛國。
 

董建華當時看不清楚這個問題，貿然跳進風眼，急於效忠祖國而主動要求人大釋法，這是董建華治港的嚴重缺失。此例一開，人大釋法便逐漸變得順理成章。董建華當時應該做的，是要緩和雙方的衝突，一方面維護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照顧中央政府的善意。事實上，中央政府當時並不希望釋法，只是透過法律學者的言論參與討論。可惜，董建華沒心領，香港人看不出，事件終於悲劇收場。
 

說來諷刺，董建華下台後，留給香港的最後一個難題，也是他上任後的第一個難題，是歷史的翻版。特首任期「二五之爭」，與居港期的爭拗，可謂同出一轍。
 

中央政府撤換董建華，是對香港民意的善意回應，如果隨之而來是另外一次沒有必要的人大釋法，只會磨滅中央的善意。筆者相信，中央政府也不希望再次釋法。另一方面，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和法律服務政治的觀念，那怕基本法的字面明顯，和釋法會增加兩地法律磨合的困難，中央政府實在很難放心讓新的特首執政五年。中央憂慮特區管治再次失控，可以理解。再者，基於一己私利，不少政客又開始把爭拗上升到「親中」與「抗中」的層次，把理性爭論變成敵我矛盾。
 

董建華離任前，訓示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與內地的法律專家交換意見。梁愛詩根據內地草委和憲法學權威的意見，得出任期兩年的結論。董建華和梁愛詩完全繞過本地的基本法草委、諮委和法律學者，是因為他們知道有關結論並不符合本地的法律精神。在本地的法院中，法律歸法律，政治歸政治，這點是香港法治成功之處，亦是一國兩制可供內地參考之處。
 

梁愛詩提出的結論，理由相當牽強。除了選擇性地繞過本地的法律意見以外，其中一個論點，是基於《基本法》是在內地通過，所以就算要棄用「普通法中的法例解釋原則」，也要符合國內的法律原則，和跟從國家領導人補選的原則，去釐定特首任期。
 

筆者不是法律專家，只想指出一點兩地專家可能忽略之處，就是特區臨時立法會的成立和運作，至今仍然屬於《基本法》鑽空子的地方。臨立會的出現把第一屆和以後立法會的成立年份推遲一年，《基本法》附件二中因而出現了屆別與年份不吻合的情況，即第四屆立法會與2007年政制檢討不或一的問題。既然立法會的換屆已經基於實際情況而與2007年脫勾，為什麼附件一關於特首換屆的年份不能同樣與2007年脫勾？更何況，《基本法》中有關特首和立法會的規定，完全沒有明示或暗示特區政府的任期要與國家領導人的任期掛勾。否則，香港和澳門的不同換屆時限亦可能出現很多問題。
 

篇幅所限，筆者無法在此詳細討論各種法律觀點，筆者希望在此提出一個比較順應民意的解決方法。筆者認為，民意希望減少爭拗、希望中央與特區之間增加和諧、但亦希望本地的法治精神得到保障。董建華離任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如何透過互諒互讓化解矛盾是我們的挑戰。
 

筆者建議，《基本法》實施十年後，是一個適當的檢討時機。如果我們都把焦點放在2007年以後檢討及修改《基本法》，把當下《基本法》中出現的不足好好辯証及記錄存案，則任何基於當前迫切需要而作出的本地立法或人大釋法，都可以視作「臨時」措施，待三、四年後《基本法》檢討過後再作修改。當然，檢討《基本法》的工作，也要如當年起草基本法一樣，集思廣益，甚至同樣是「三上三落」，廣泛和徹底地吸納香港巿民的意見，以突顯一國兩制的優點。
 

當前急務，兩地政府可以召開特首任期研究小組，制定「臨時」措施，應付問題。就算是兩地的法律專家不能達到一致意見，亦可在「各自表述」的方法下訂下兩年或五年的任期。假設最後的決定是兩年任期，特區巿民提出司法覆核，人大最後「勉強」釋法為任期兩年，但倘若人大在釋法時能夠同時指出這是權宜之計，並確認檢討《基本法》的日程，相信不少巿民亦會體諒。
 

相反，如果在「各自表述」的前提下，新的特首任期變成五年，而兩地政府在檢討《基本法》後認為補選特首的任期應該是原任行政長官任期的餘下部分，則修改後的《基本法》可以同時指定下任特首的任期由某年開始，實際上是縮短了當時特首的任期。只要是民意支持，又符合兩地利益，應該可行。問題在於兩地領導人的智慧，和朝野的包容。
 

歷史上有很多問題，都不是非黑即白。「一國兩制」如果能夠成功，是因為它把一個難以立刻解決的主權和制度問題，按下來讓時間解決。「二五之爭」，為什麼不可以同樣地輕輕按下，讓時間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