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文明之道在於制度監察返回

梁慕恩


當權貴之仕以陳腐了的意識形態為自己的掠奪行為護航﹐也有"平民百姓"甘心對掌權握富之人呵護有加﹐及至於權貴者的心理狀態。

曾幾何時﹐"體恤民情"是為官的美德。如今﹐香港市民也有對為官為貴者極表諒解的人仕。他們小心翼翼﹐面對政府(不管中央或是香港政府)時﹐擔憂觸動了"老人家"脆弱的神經。對一些原意本為中立的字彙﹐如"公投"﹐由於老人家經歷太多﹐很容易聯想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公投"莫名的跟"獨立"成了親家。既然"獨立"談不得﹐"公投"理當不能提。

也有懂得"體諒"官賈的市民以落後了兩個世紀的資本主義理性為大財團護駕。表表者莫過於以下言論﹕「在商言商﹐商人當然想儘量賺取最大的利益」﹐從而帶出這樣的提問﹕「如果你們(泛指反對財團壟斷)是有錢人﹐你們不也會這樣做嗎﹖」誠然﹐對這種虛構性的提問很難作出答辯﹐不管被問者答「會」或「不會」﹐驗證的機會是很低的。試想想﹐一個不與權貴者妥協的人﹐能一朝致富的機率有多大﹖既然前提都不存在﹐何以驗證其結論。

不過我想從另一個角度回應這種疑問。在這個提問背後﹐有一個假設。廣義的說﹐這個假設是「人會因自己的身份的轉變而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更具體更尖銳的說﹐是「權力腐化人性」。我不期待"以身試法"﹐用自己的定力去作什麼奇跡見證﹐也不期待其他人去作證明，因為問題重點不在於有沒有人能超越這個定律﹐重點在於確實有人(而且這樣的人為數不少)在顯貴之後﹐立場有變。

我要一再強調﹐在此決無道德批判任何人之意。因為﹐您極有可能﹐我更有可能順應這個定律。我只是想說我們不要再期待"明君賢達"為我們帶來安居樂業。我不是不尊重明君賢達﹐只是歷史告訴我們﹐天賜明君﹐人民嘗了十年廿載的太平盛世後﹐要再等多久才會明君再臨? 所以﹐我才更殷切的希望一個完備的監察﹑制衡制度﹐確保任何人﹐不管賢愚﹐掌了權貴以後﹐社會各階層仍能得到保護自己利益的公平機會。

所以﹐不要管我發了財後會如何﹐請容許我們在還沒有富起來之時﹐以"還沒富起來"的人的立場發聲。同樣﹐當我富有了後﹐自有"還沒富起來"的另一些人盡他們的本份制衡我。不管我是心甘情願﹐或是無可耐何﹐我還是要尊重這個公民監察系統。

既然﹐提出「你不也會如此﹖」的質詢的人﹐在他們的問題背後隱藏了「人性就是如此」的假設。我跟他們不是起點一致嗎﹖正是如此﹗"我們"都看到人性的限制﹐"我們"也就應該同樣的贊成監察﹑制衡工具的重要。總而言之﹐我認為每一個人都有權利為自己或自己的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爭取利益﹐爭取自己利益不是達官貴人的專利。在各方參與的商談及制衡當中﹐產生的社會政策才會得到支持﹐社會才能穩定發展。

近期的紅灣事件正正反映了不同利益團體互相制衡監察的力量。在這個事件中﹐購買了紅灣半島的財團﹐自然是一個利益團體。距離七幢居屋不遠的小學校長﹑師生及家長代表﹐以至關心地球保護環境之士又是一個利益集團。他們都就拆卸紅灣對自己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在各種媒體發表意見和聲明。財團要考慮他們的實質利益﹐實是無可厚非。但是﹐財團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亦不能不考慮環保團體所代表的公眾利益。最後﹐財團決定不拆紅灣﹐明顯是接收到反對者的聲音﹐並作出理性的決定。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法治的社會﹐也成功地提供了公平開放的平台﹐讓雙方都能有機會發聲爭取自己的利益,和表達自己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