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投票概念初探返回

註：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所屬大學立場無關。

筆者在11月11日參加了由劉慧卿和張超雄議員主持的會議，與很多民主派的成員討論全民投票的可行性。筆者在會議前草擬了一份討論文件，闡述下列事項及觀點：（1）介紹1993年3月及11月兩次民間模擬全民投票的經驗；（2）解釋本人對香港發展全民投票的觀點；和（3）探討香港發展全民投票制度的可行性。

會議後，劉慧卿和張超雄同意筆者把文件內容公開，集思廣益，以下是有關內容。

兩次民間模擬全民投票的經驗

1992-93年，香港大學為了紀念成立八十週年，舉辦了一連串的活動，筆者當時倡議及策劃了兩項活動。第一個是「香港民間全民投票」，屬於大型活動，在1993年3月14日舉行；第二個是「全電子化全民投票」，屬於小型活動，在同年11月27至30日在「二零零一博覽會」進行，地點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中一個展覽攤位。

「香港民間全民投票」整項活動，包括在「投票日」前一星期在港大舉行兩次公開論壇、在18間中學進行的「影子民間全民投票」、及於「投票日」在全港80個民間票站進行全民投票，當中8個票站採用電子網絡核查選民資格。

「香港民間全民投票」的議題，由香港大學八十週年紀念活動的籌委會敲定為「政府應否強制市民投票？」3月14日共有24,855人投票，當中8,736票贊成，15,966票反對，另有46張空白票和107張其他廢票。

至於3月9日在18間中學進行的「影子民間全民投票」，一共有11,099人投票，當中2,834票贊成，7,771票反對，另有106張空白票和388張其他廢票。

為了研究模擬投票結果的代表性，本人在投票前一個月開始進行一系列的電話民意調查，亦在投票當日在票站附近進行票站調查，後者一共訪問了1,083名投票人士。

1993年11月27至30日在「二零零一博覽會」進行的「全電子化全民投票」，目的在於示範電子按鍵投票的可行性，議題由本人敲定為「普通話應否成為香港法定語言？」細節在此不贅。

筆者對香港發展全民投票的觀點

全民投票不應該成為社會禁忌，相反，本人期望議員、學者、專家和新聞工作者能夠帶領社會進行全面和深入的討論。

1993年至今，香港社會對全民投票的認識似乎在原地踏步，缺乏長遠推廣策略。及至台灣在今年3月20日舉行首次公投，香港社會的討論空間更加狹窄，對全民投票的認識出現倒退。其實，台灣的公投只是全民投票的一種，而台灣的公投亦有點不倫不類。

把全民投票等同主權表決，是錯誤的理解。剛在11月2日舉行的美國大選，就包含了各式各樣的公決議題，香港的傳媒和市民似乎並不瞭解。

不過，所有具約束力和沒有約束力的正式全民投票，都需要一套完整的法律基礎，香港現時沒有這個法律基礎。民間全民投票或模擬全民投票雖然不需要這個基礎，但卻需要另外一個層次的社會共識，才能抵消投票本身的分化作用。

建立這種對全民投票機制的共識，需要一個過程，適宜由下至上，從小至大，先易後難。如果由極度感性和極具爭議的議題切入，可能會適得其反。建立共識的過程不能單以時間計算，而是以發展階段和相關活動的密集程度計算，兩年不定，十年也不定。不幸的是，香港社會在過去十年並無進展。

建立共識之後，每次啟動投票機制之前，也須要小心推敲和審議投票的議題和採用的文字。全民投票的議題可以是簡單的是非題，亦可以是複雜的多項選擇題。不過，就算是簡單的是非題，背後往往是附帶著一些複雜的方案。因此，進行投票之前，社會要先對有關方案進行充份的討論和辯解，否則，投票結果可能會引發不必要的爭論，和預計不到的紛爭。

香港社會在這方面完全沒有經驗，不過，筆者估計，全民投票始終會來到香港，來到中國。

探討香港發展全民投票的可行性

本人建議願意長期發展全民投票機制的議員和社會人士，共同組織聯席會議，或建立其他平台，先詳細和深入地研究全民投票制度的本質，和在香港社會發展的可行性。

研究可以直接由組織自己或委託顧問進行，內容應該包括直接民主的理論探討、法律框架的前設條件、民間社會的訴求、不同形式的投票制度和表決機制、外國的經驗、以至估計進行各項相關研究、推廣和執行工作的費用等。

組織亦應策劃相關的公民教育工作，除了要廣泛介紹全民投票的意義外，還要在學校、社區、社團組織等積極推動不同形式的全民投票。

在適當時候，應該在區議會的層次引入全民投票的諮詢機制，至於何時把有關機制引入更高層次的議會，可以視乎發展情況而定。

民間全民投票不一定要在票站進行，密封式郵寄投票、電話投票、網上投票或混合模式投票，都應該盡早研究和引入。

（後記：筆者一向認為，有關全民投票的討論，不應該成為政治禁忌或言論禁區。如果我們能夠擴闊眼光，超越台灣的公投經驗，好好研究國際社會對全民投票的理解和執行方法，對建設我們的公民社會，會有很大的幫助。公開會議文件，是希望消除一些不必要的猜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