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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徹底的自發動員 － 兩次七一遊行比較

註：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所屬大學立場無關。

今年七一再次有數十萬市民上街遊行，表達對民主的訴求及對政府的不滿。今次遊行的氣氛較去年平和。的確，社會氣氛及經濟好轉，又沒有如去年國安法般迫切的政治議題。在這情況下，遊行市民少了怨氣，連橫額和口號都少了。但正是因為社會氣氛及經濟已經好轉，卻仍然有數十萬人上街，今年七一為各方人士所出的思考題，其重要程度不減去年。

我們在今年七一遊行所進行的現場調查，是自去年七一以來第四次同類型的大型政治活動現場調查。今年所採用的抽樣方法和去年七一遊行時所用的方法大致相同，所得樣本應具代表性。調查成功訪問了六百一十名十五歲以上的遊行人士，回應率為百分之八十五。在九成半的置信水平下，各個百分比的抽樣誤差少於四個百分點。

我們想在此系列文章中分析及討論一下今次七一遊行所帶出的訊息。我們相信，解答兩大問題有助我們更確切地瞭解今次遊行：

第一，今年和去年的七一遊行在形成過程及參與者的組成上有沒有明顯的差異？若有的話，這些差異告訴了我們甚麼？

第二，就今年七一遊行本身而言，參與者的訴求為何？參與者對中央政府有甚麼態度和認知？他們對近期中央和香港民主派所強調的互相溝通又有甚麼看法？

我們今天將集中討論第一條問題，系列的其餘兩部分則會探討第二條。

先回應第一個問題。首先要指出的是，根據我們在兩次七一遊行現場進行的意見調查顯示，兩次遊行的參與者在組成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就十五歲以上參與者的人口特徵而言，如表一所示，兩次遊行參與者在性別、教育程度，和社會階層三方面都只有很少的差異，在統計上並不顯著。參加者無疑是跨階層的，有「全民」參與的影子，但從比例看，仍然以受過高等教育和中產階級人士為主。遊行者所代表的可算是香港社會的中堅力量和政治先鋒力量，而遊行的訴求在社會上也有廣泛的支持，如果當權者連他們的意見也聽而不聞，恐怕香港的政治矛盾將會進一步激化，並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

表一　兩次七一遊行參與者的人口特徵

出現了顯著差異的只有年齡一項，和去年比較，在十五歲以上的參與者中，今年七一遊行市民中青年人的比例較低。不過，與其說今年少了年青人參加，不如說去年七一遊行中年青人特別多，在十五歲以上和三十歲以下的參與者竟佔去了十五歲以上遊行人士的四成半以上。若單看今年七一遊行，有關數字大約是三分之一，也屬相當高的比例。三十至四十九歲的參加者比例和去年相若。七一當天高溫酷熱，比例高了的反而是五十歲或以上的參與者，這是令人有點意外的。不過，超過六十歲的參與者實際上只有百分之三。

比對兩年的遊行，共通而且最明顯的現象是參與者多屬年輕一輩，有超過一半的回應者皆低於四十歲。由此可見，以為香港的民主運動很快會因老化而喪失動力是不切實際的。事實上，這批人士是香港冒起的新興力量，如果經過更多的政治洗禮，很有可能變得更為活躍和成熟。香港的新生代日漸政治覺醒，如何面對他們將是當政者以致民主派不能忽視的課題。

另一處兩次遊行差異不大的地方，是遊行人士的同伴。遊行是一種集體行動，而對參與者來說，「集體」的含義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和幾十萬香港人一起上街，構成一個「陌生人的社群」。同時，正如表二所示，參與者也大都跟自己的朋友或親人一起。不過，今年的七一遊行顯著地多了單獨參與的人士。而「個人遊」比例上升，也指向了兩次遊行雖在參與者組成上差異不大，但在形成過程上卻有較重要的分別。

表二　遊行人士的參與同伴

去年七一遊行之後，個別香港政黨提出了香港市民被人誤導的說法，而中央政府似乎也認定了遊行背後有從上而下的組織動員，並指有個別傳媒機構或節目煽風點火。但我們去年就現場調查所得的數據，已指出過七一遊行在很大程度上是香港市民自發動員參與的結果。其中支持這論點的最重要的數據之一，就是參與遊行人士大都不屬於任何社會及政治團體，根本不會直接地和有系統地被組織起來。表三顯示，這一點對今年的七一遊行也合用。事實上，無論在去年或今年的七一遊行中，活躍的社會團體成員－－即既屬於社會或政治團體，而又間中或經常參與該些團體的活動的市民－－都只佔遊行人士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同時，去年的七一遊行有十分之一的參與者屬於不活躍的社會團體成員，這類市民只佔今年遊行參與者的百分之三。

和上述比較有關的是兩次七一遊行在組織動員上兩方面的差異。從量的角度看，我們可以說今年的七一遊行在更大程度上由市民自發性動員參與，因為去年七一遊行有七成三的參與者不屬於任何社會團體，而今年七一遊行的數字則在八成以上。但更重要的，是去年市民的自發性動員和今年的不一樣。去年六月，有多個社會團體公開鼓勵其成員以及廣大市民上街，很多從來不活躍於團體活動的成員也可以透過傳媒聽到團體領袖的呼籲。由於不少社會團體的領袖是有名望的公眾人物，他們的呼籲也會被廣大市民留意到。所以，去年市民的自發性組織動員是在眾多社會團體積極呼籲，傳媒又廣泛報道的背景之下進行的。

今年市民的自發性動員則沒有同樣的背景作支持。遊行前，來自社會團體的呼籲明顯比去年的少。換句話說，今年七一遊行是一次更純粹的民間自發動員的結果。表三的下半部分很清楚的顯示了這一點，認為自己所屬團體的號召對參與意欲起了重要作用的遊行參與者，從去年的百分之三十四下跌至今年的百分之十七。認為社會知名人士和政黨的號召重要的參與者也從百分之四十八及四十四下降至百分之二十四及二十三。由於傳媒在「動員」市民上的主要作用在於提供資訊和傳播社會領袖的意見，社會領袖的作用下降，傳媒的作用也自然下降。認為從各大眾傳播媒介而來的號召重要的參與者在去年超過六成，今年卻只在百分之三十二及三十五之間。

表三　社會組織及傳媒號召參與的力量

不過，不只是社會組織和傳媒，連人際網絡之間的號召也沒有起著去年所起的作用。參與者無疑大都跟家人和朋友一起遊行，但他們的號召力量卻已大跌。這顯示今年的遊行參與者在個人層面上的參與意欲是很高的，根本就不須要身邊的人推動，這也回應了先前表二所示，今年更多人獨自參與遊行一點。不過，話得說回來，無論是去年還是今年，朋輩之間的網絡所起的作用仍是最為重要的，比傳媒的影響還要明顯一點。

值得指出的是，表三下半部分所顯示的百分比和我們在上個月六四十五週年紀念晚會時所得的調查結果，以及在今年元旦遊行時所得的結果是佷相近的。六四晚會的參與者不須甚麼號召，因為每年的六四晚會都是上一年度晚會的延續。元旦遊行和今年七一遊行的參與者不須要甚麼號召，也是因為這兩次遊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去年七一的延續。元旦遊行中百分之八十五的參與者參加過去年七一遊行，而今次七一遊行調查顯示，百分之八十一的被訪者參加過去年的七一遊行。

上述數字說明，香港市民一旦參與一個集體行為，在訴求獲得滿足之前，他們有相當一部份傾向繼續參與下去，成為集體行為的積極參與者。如果事情繼續鬧大，更會有新人加入，其中又有一部份會成為運動的常規力量。經過此等輾轉生成，社會運動因而培養出一批中堅份子，從而保存和擴大自己的實力，解決社運必須面對的「成員招募」問題。

更值得留意的，是當被問及他們在甚麼時候決定參加今次七一遊行時，有百分之五十六的被訪者指出他們在去年七一遊行舉行之後就已經決定參與。對於這個數字，我們大概不能執著於字面上的解釋，認為這些被訪者真的在去年七月份已肯定參加今年的遊行。我們也不能想像今年七一遊行的參與者會說他們明年「一定會再來」，一切還要看未來十二個月的社會及政治狀況。但遊行參與者可能會說的，是若香港民主進程仍然停滯不前，又或政府施政未如理想，他們就會再度上街。

我們對兩次七一遊行之間的關係的詮釋是，去年七一遊行讓參與者感受到香港人集體行動的力量，並讓他們對遊行這種政治參與行為有了一種新的和非常正面的理解和體驗。我們相信，參加過這兩次七一遊行的市民，只要他們心裏有重要的訴求需要表達的話，他們很可能將繼續選擇遊行這種表達方式。去年七一，遊行在香港的政治文化得到了新的地位，被確立為民眾向政府表達意見的重要渠道，其影響在今年元旦遊行時已見端倪，並在今年七一更清楚地展示了出來。當然，市民之所以會選擇在烈日之下遊行，說到底是因為香港現行的政治制度，以至特區甚至中央政府的管治方針和方法，都出了重大問題，使市民覺得非上街不可。

爭民主 不盲目對抗
七一遊行者對中央的態度

遊行者為什麼上街？這是我們今天想探討的第一個問題。

社會上有一種論調認為遊行者的訴求多種多樣，沒有什麼共同要求。但是，單看到有數十萬市民著意抽出時間、冒著浩熱走上街頭，我們就應該知道如果沒有共通和強烈的意見，七一的浩蕩場面是不會出現的。

調查結果跟上述想法是吻合的。遊行者或帶有多種傾向，但是他們的主要訴求是清楚不過的。如表四所示，百分之八十六的被訪者指他們參與遊行是為了爭取零七及零八普選，百分之九十二指是為了爭取香港早日實現民主，百分之九十四指是為了表達對言論自由受到威脅的不滿。同時，百分之八十六指參與遊行是為了表達對近幾個月中央對香港強硬政策的不滿，百分之九十一則表示是為了表達對特區政府的不滿。

爭取07、08普選和對中央近期強硬政策的不滿都可以歸納為民主化的訴求，都是希望香港可以早日實行普選。由於遊行組織者打出的旗號是"爭取普選"，又得到參與者普遍認同，把民主化列為遊行者訴求的「 最大公約數 」應是合理的。

與民主訴求並列的是言論自由，這再次顯示，自由是香港市民非常珍惜的價值。事實上，政制問題提出以來，民主化和言論自由的問題就糾纏在一起，是以民主化是貫穿大半年來社會論爭的最核心問題。分別只是言論自由主要是市民被動起來 「捍衛」的，而民主則是他們主動「爭取」的，

遊行者對特區政府施政的不滿也高達九成。同時，遊行者以一百分為滿分評價時，董建華雖比去年多得十二分，但只不過是二十六分和十四分之間的差別而已。而特區政府所得，今年也僅有三十三分。事實上，正是這幾年來董建華和特區政府的失誤大大激化了市民的民主訴求，讓他們意識到，香港要面對的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制度的問題，不完全是個人的問題，政府施政失誤是以成了爭取民主的背景因素。

表四 　遊行人士的訴求

至於說上街遊行無非是想表示對經濟不滿這論調，已為今年經濟環境好轉下仍有數十萬人上街的事實攻破。為表達對經濟情況不滿而參與遊行的市民只佔遊行人士的百分之五十五。相對於民主化，經濟問題的重要性不能相提並論。當受訪者被問及是否贊成「香港應該少談政治，多談經濟」這說法時，表示「幾不贊成」的有百分之二十八，而表示「非常不贊成」更佔百分之五十四。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應該據此調校對港人的認識和只打經濟牌的方針。

去年國安法爭議和今年的政制討論最重要的分別，是前者由「特區自行立法」，香港政府站在前台主導的位置，今年的政制討論卻是由中央主導。經過幾個月的爭論後，遊行的市民對中央政府實際上有甚麼態度和認知？這個問題愈來愈重要，因為中央在去年七一後，已經跑到台前，與港人之間的張力日趨明顯。

表五顯示了一些有關的結果。整體而言，遊行人士對中央政府仍未有太強烈的和一面倒的反感。認為中央政府在與香港互動時是可以理喻的遊行人士比不認同者多。另外，近六成被訪者認為今年的七一遊行會使中央政府較為尊重港人對民主化的要求，即對中央政府仍抱希望。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七一遊行時，我們也問到被訪者認不認為遊行會使香港特區政府更尊重香港市民的意見，當時給予正面答案的遊行人士只有百分之四十八。今年遊行者的回應更正面一些，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們看到去年遊行產生具體的成果，同時也因為他們對中央領導仍有善意的期待。

遊行人士對中央政府沒有太壞的評價，可能有幾個主要的原因。第一，雖然過去幾個月的政制討論由中央主導，不少香港人始終覺得特區政府才是應負主要責任的機關。在遊行人士裏，百分之八十五指出特區政府是他們遊行的主要訴求對象，指出中央政府是主要訴求對象的則只有百分之六十四。在將香港的民意如實反映到北京這點上，香港政府是責無旁貸的。

表五 　遊行人士對中央政府的態度和認知

第二，在遊行人士眼中，中央政府並不是一個單一的實體。其內部是有不同「派別」的。百分之五十一的遊行人士認同中央對港政策有強硬及柔和兩條路線。另外，香港市民也將較抽像的「中央政府」和具有開明及親民形象的國家領導人分開。在調查中，被訪者對「中央政府」的評分是四十四分，對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評分則有五十五分。

在去年七一的調查裏，我們沒有問到遊行人士對中央政府的評分，但遊行人士對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評分是五十八分。一年過後，當很多民意調查都顯示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信任程度下跌的時候，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遊行人士心中的評分才微跌三分。這下跌在統計學上是顯著的，但其實際政治意義卻不大。無論如何，縱使已有不少香港市民對中央對港政策不滿，但並未影響國家領導人在港人心中的形象。

第三，遊行人士對中央政府沒有很強烈的反感，或多或少也是因為他們對中央政府的認知仍然相對地模糊。在表五的幾個有關中央政府的問題上，回答「一般」或「不知道」的市民比例是偏高的。換句話說，遊行的市民除了有部分對中央政府裏的「開明派」抱存希望之外，也有一部分是抱著「觀望」的態度的。

綜合來說，無論中央是否存在路線鬥爭，也不管誰真的可以代表中央，到目前為止，遊行者對中央近年強硬的政策雖然不滿，但基本上對中央仍是"存疑留情"，懷有相當的善意期待。究竟這種善意朝那個方向發展，將主要視乎中央會否改變對香港的強硬政策。

爭取溝通 反對隨便妥協

我們昨日分析的結果顯示，七一遊行人士對中央政府懷有善意的期待，並沒有對抗的態度。在某程度上，我們也可以說是七一遊行前夕中央政府及民主派雙方成功地強調溝通，為遊行降了溫。不過，成功地強調溝通和成功地溝通是兩回事。雙方之間並不是完全沒有爭議的，而民主派內部對怎樣跟中央溝通也有不同意見。到底遊行市民對這些問題有甚麼看法呢？

表六展示了相關的調查結果。首先，有大概百分之二十七的遊行人士認為，為了促進中央與民主派的溝通，民主派「犧牲一點原則」是可以接受的。七一遊行的參與者身體力行，應該是對民主發展最堅持和執著的，卻仍有約四分之一的人認為民主派可以犧牲一點原則，可見遊行者也並非完全不願意妥協。但必須強調的是，反對這觀點的仍然佔著多數。由此可見，可以犧牲一點原則不等於甚麼原則都可以放棄，若然民主派作出明顯原則性的妥協，他們的反彈很可能會變得很強烈。

表六　遊行人士對和民主派和中央政府溝通的態度

我們沒有直接問被訪者民主派究竟可以犧牲甚麼原則，但可以肯定的是，七一遊行參與者雖然認為民主派有「退一步」的空間，卻並不同意民主派隨便作出妥協。第一，大部分遊行參與者不認為香港民主派作出忍讓就可以換來中央對香港較寬鬆的政策，贊成這種想法的只有百分之十八。這不是信任不信任中央政府的問題，只是沒有理由天真地相信在政治討論上「退一步」就一定能海闊天空。

第二，接近四分之三的市民贊成遊行組織者叫「還政於民」的口號，不贊成的只有百分之七左右。這當然不是市民要「港獨」，「還政於民」這口號有甚麼問題，和港獨有甚麼關係，大部份香港市民可能根本百思不得其解。對於遊行者來說，「還政於民」就是字面的意義，是實行民主的意思。姑勿論「還政於民」這句口號是否「不恰當」，問題是，香港市民非常珍惜言論自由，如果只有政府認為「恰當」的才能說，那香港還有甚麼言論自由？如表二顯示，百分之八十六的遊行人士認同香港的言論自由日漸縮窄，香港及中央政府必須正視香港市民在這方面的憂慮。

第三，更加基本的是，遊行和溝通是沒有必然衝突的。只有百分之二十的遊行參與者認為今次七一遊行會使中央和民主派更難溝通，不同意這說的佔遊行人士一半。香港社會要和中央政府溝通，但中央政府也要理解的是，溝通的方式很多，遊行也是傳達民意的一種方式。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中港兩地政治文化的差異。明乎此，中央在閱讀遊行的政治意義時，當然不能對市民的政治訴求掉以輕心，同時也不用閱讀出什麼政治陰謀。

最後，綜合兩年七一調查的結果和結合我們對香港的認識，我們提出下面幾點觀察。

經過多年的漸變，加上兩次七一的激化，香港的政治文化已經起了根本的蛻變，港人從不談政治的純經濟動物，變成既講經濟又講政治的雙棲動物。民主原本只是抽像的觀念，現在卻變得非常切身，甚至成為不少人的信念。更重要的，是香港人不只「坐言」，更會「起行」。從去年七一到今年元旦，再到六四和七一，再加上其間的區議會選舉，香港市民的政治參與一次又一次的令人擊節驚呼。市民的政治參與意欲越來越強，政治制度也必須作出相應的轉變，讓市民有實實在在的參與機會。

保衛自由是去年七一的主要訴求，民主是其次，但是經過去年七月十三日、元旦和今年七月的遊行，一場保衛自由的運動已經成功轉化為民主運動，而且參與的新血愈來愈多。以前民主運動的動員範圍相當狹窄，如今自發上街的人數甚為龐大，不可同日而語。這是香港嶄新的政治現實，如果不直接面對，將無法解決香港的政治問題。我們必須意識到這是範式的改變，是分水嶺式的更迭，無論是發現、分析和解決香港問題，都必須有新的角度和新的思維。甚麼也從舊，結果只會是落後於形勢或以碰撞收場。

兩次七一展示了香港公民社會的成熟。從中，人們可以看到民間組織的蓬勃，雖然它們沒有強而有力的集中組織，但是它們也有足夠的協調能力，發揮登高一呼的作用。同時，傳媒、輿論領袖、以至人際小網絡都互相呼應，因而產生龐大的集體能量。遊行者表現出的理智和堅定，莫不使人對香港這個公民社會另眼相看。公民社會與國家不一定是對立的，事實上，正如非典時期一樣，它們是可以互相補足、互相促進的。可惜在政制問題上，當國家機器壓下來的時候，香港的公民社會只有採取非常規的辦法自保，造成兩者之間的對立。

公民社會花了很大的協調才成就一次大遊行。它的生命力來自它的多元性，但是這也可以是它的弱點，可以為權力中心所分化瓦解。傳媒立場的轉變可作如是觀。遊行者，以至不少市民都覺得香港的言論和新聞自由已經有所收縮。事實上，有些傳媒的確已經透過加強「客觀化」的做法作為退卻自保的方法，有些透過「非政治化」轉變得面貌模糊，更有傳媒一改昔日立場而變得面貌全非，而封咪事件一再發生，這些都是令人擔憂的現象。香港公民社會的運作，很大程度依靠傳媒的協助，所以傳媒的動向特別值得關注。

去年七一以來，中央政府對香港採取「經濟軟、政治硬」的兩手政策。實踐下來，經濟效果較佳，政治效果卻走向負面。雖然大多數市民對中央政府強硬的政策不滿，但總體來說，遊行者對中央或國家領導人仍然懷有希望。人民可以放棄政權，但是政權不能脫離人民，而香港又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只要排除鎮壓的可能性，就有如何保育港人對中央的善意期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