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行集會人數點算系列返回

註：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香港大學立場無關。

關於今年七一遊行人數的爭論，與筆者一起參與研究的學者朋友，已經陸續發表文章詳述我們的點算工作，及解釋我們的觀點。為了集思廣益，我們亦已把原始數據透過《港大民意網站》全面公開。

今年點算七一遊行人數的方法，其實是參考了去年七一遊行、今年元旦遊行、和今年六四集會的點算方法。筆者嘗試在此簡述一下該等經驗的累積過程，集思廣益。

去年七一遊行的點算

去年的七一遊行，明顯是針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一群曾經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公眾意見書彙編」進行重新分析的學者，包括香港大學的陳素娟和蔡世增、中文大學的陳健民和蘇鑰機、科技大學的馬嶽、浸會大學的趙維生、和筆者本人，決定在七一遊行時進行人數點算工作，嘗試解答為什麼歷年來，各個主辦機構公佈的數字，總是與官方的統計結果相差數以倍計。究竟是統計方法出了問題？還是弄虛作假的結果？

不過，由於經驗所限，及沒有預計遊行人數會多達數十萬人，學者們採用了不太完善的方法。研究組當日選定了兩座行人天橋，架設攝錄機，以每15分鐘抽樣攝錄1分鐘的方法，拍攝遊行的過程，然後馬上把錄影帶送到一個設有放映器材的地方，透過電視大屏幕以肉眼逐格點算。研究組還預備在即晚公佈結果。

由於種種困難，七名研究組的學者加上十位同學馬不停蹄的工作，亦未能於當日完成點算工作。主要困難包括攝影角度不佳、肉眼點算需時、人流變化迅速兼且自動分流、和很多市民沒法全面參與……等。詳情請參閱蘇鑰機及陳素娟刊登於《傳媒透視》及《民意網站》的文章《如何統計七一大遊行人數》。

結果，研究組放棄了其中一道天橋，然後集中在灣仔軒尼詩道與柯布連道交界的行人天橋進行攝錄，點算多日後得出26萬4千人經過該點的數字。研究組再根據在7月2至5日期間進行的隨機抽樣電話訪問，從489名曾參與遊行的巿民的回應中，推算出當日只有57.1%的遊行巿民經過該點。結合調查的抽樣誤差，得出全日遊行人數有42萬9千至50萬2千的結果。

研究組在7月4日發出新聞公報，謂「五十萬人上街的數字，基本上值得相信」。研究組的蘇鑰機及陳素娟，又於7月中在《傳媒透視》及《民意網站》同時刊登文章，詳細說明點算的過程和結果。

雖然研究組未能如期在七一當日公佈點算結果，但由於事先宣佈了點算計劃，可能對主辦和官方機構都構成了一點壓力。也不知道是否基於這個原因，主辦機構和警方公佈的數字相當吻合。

今年元旦遊行的點算

為了進一步改良點算遊行人數的方法，筆者在今年元旦遊行時，再次在同一地點進行點算。由於研究屬於探索性質，筆者只是聯同成立不久的香港大學學生研究隊的四名同學一起點算，但就把方法改良。

研究隊員首先把半條軒尼詩道概念上切割成3條行人通道，其實就是等同3條西向行車線，然後每10分鐘進行攝錄及點算1分鐘，即每隔9分鐘點算1分鐘。由於人手有限，又需要兩人同時點算核實，每條通道實際上是相隔20分鐘左右才錄影及點算一次。如果不是因為第3條行車線只是開放了很短時間，平均點算密度還會更少。

點算工作首次以手動點算器進行，兩人同步點算一條通道，另一人同時錄影作為後備複核。另一方面，研究人員亦同時詳細記錄路面情況，包括遊行人士佔用通道的數目，和警方人流控制的方法等。

可能由於研究隊沒有事先張揚點算事宜，主辦單位和官方機構公佈的數字又再次出現很大差距。在傳媒不斷查詢後，筆者於1月2日在《民意網站》公佈了點算方法和初步統計：

「通過柯布連道行人天橋底的遊行人數，以5％點算誤差計，是介乎36,000至40,000之間，但該數字並未包括因為遲入早退，而沒有經過點算地點的遊行人士。根據七一遊行後的隨機抽樣調查統計，當時有43％遊行人士沒有經過該處。元旦遊行未有同樣抽樣調查的數據，暫時只有昨天在遊行沿線抽查的886份問卷，和410份網上問卷。初步估計，沒有經過點算地點的遊行人士可能少至20％。以20％為調整下限，43％為上限，再結合5％偏差，初步估計全日總遊行人數為45,000至74,000之間，有待進一步抽樣調查的結果。」

公報同時說明：「我們歡迎其他人士描述他們的點算方法，互相切磋和印證......我們期待更多專業人士加入日後的人流及人數統計工作，更加客觀和有效地提供可靠的數據，避免基於政治考慮而扭曲人數。」

及後，筆者在整個1月期間進行了4次隨機抽樣電話調查，在大約四千個樣本中找到133名曾參與元旦遊行的巿民，當中86.0%謂曾經通過我們的點算地方。由於次樣本只有114人，在95%置信水平下，讀數86.0%的純抽樣誤差為正負6個百分比。因此，以通過柯布連道行人天橋底的遊行人數介乎3萬6千至4萬之間計，元旦遊行的總人數應介乎3萬9千至5萬之間。

不過，須要說明，由於研究屬於初探性質，又受到不少限制，包括參與點算的同學只得四位、抽樣密度實際為20份之1、警方在點算站前不遠處實施間歇性人流管制、和及後的隨機抽樣電話調查樣本不足，都會影響推算的準確性。

筆者進行有關點算工作，其實是希望累積經驗，為日後的同類研究提供參考。在今年7月1日，有關經驗再次得到補足，這個留待明天討論。

去年七一及今年元旦遊行點算比較

今年六四集會與七一遊行的點算經驗

筆者昨日討論了去年七一及今年元旦遊行的點算經驗。今日要集中討論今年六四和七一的經驗。

今年六四集會的點算

由一群學者自發組成的「遊行集會人數研究隊」，包括香港大學的陳素娟、中文大學的蘇鑰機和郭婉鳳、理工大學的李亮坤、和筆者本人，為了探討動態和靜態點算方法的差異，決定在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試驗各種點算人數的方法，而筆者就負責設計及執行「移動方格抽樣點算方法」。

簡而言之，研究人員在集會場內以繩索畫出3公尺乘3公尺的方格，然後點算方格內聚集的人數，從而求取人數密度，再乘以集會人士所佔用的面積，推算參與集會的人數。

具體而言，點算人員用了兩種方法：一種方法是在指定場區的指定地點進行拉繩點算，另一種方法是在人潮邊沿設立方格，然後等待集會人士填滿方格後進行點算。第二種方法對與會人士的干擾較少，但就比較費時，而點算方格亦要不斷地隨著人潮的後沿移動，比較複雜。

實驗證明，第一種方法比較有效。8名同學分成兩隊，全晚共錄得第一種數據164個次，而第二種數據就只得42 個次。經過詳細檢討及分析後，兩類可用數據分別有132及36個次，平均密度為每格25.3人。

根據另外一些研究人員的點算，現場六個足球場的集會面積為14,917平方公尺。以密度乘面積，所得人數大概是4萬2千人，不包括坐在外圍及場中通道的人士，這些人士由另外三組同學點算，得到約9,400人的數字。因此，研究隊估計，參加集會的總人數大約是5萬1千人。

不過，有關數字亦可能出現接近一成的偏差，原因包括：會場的群眾密度不一，我們的數據就顯示南方的場區密度較高，每九平方公尺的方格平均人數要比北方場區的高6人；球場內外的密度有差距，而球場以外的人數更難點算；由於不斷有人流出入，群眾佔用的高峰面積難以判斷，而以高峰面積推算人數亦會低估數字。事實上，我們所採用的兩組原始數據，在95%置信水平下，其中一組平均數的誤差為每方格正負2人，即接近8個百分比。

但無論如何，研究隊在比較當晚使用過的不同方法後，基本上認為嚴謹的抽樣點算，比全民點算更加有效和化算。

今年七一遊行的點算

及至七一，結合了數次點算人數的經驗，「遊行集會人數研究隊」決定再以科學求真的態度，點算參加七一遊行的市民。隊員亦同時決定，不論結果如何，都會把方法與數據全面公開。不過，隊員明白到點算需時，而用來推算「流失比率」的數據，亦要透過頗長時間的抽樣調查才能累積足夠數據。因此，研究隊決定不會在短期內公佈結果。

況且，隊員一向認為，各種點算方法都有局限，而遊行人數的多寡，又與市民訴求的強弱和質素沒有必然關係。過份強調遊行人數的多寡，反而對解決當前面對的問題沒有幫助。可惜，不知是否因為研究隊沒有事先說明會公佈結果，主辦和官方機構公佈的數字又再出現嚴重的差距，與去年的情況大不相同。

其實，人數研究隊所採用的方法，與去年七一和今年元旦遊行的統計方法一脈相承，屬於定點站位點算法，是動態點算方法之一。累積過去的經驗後，研究隊把前線人手增加到12名，而抽樣頻率亦增加至每隔4分鐘點算1分鐘。點算工作再次以手動點算器進行，6人同步點算不同通道，另外3人負責複核點算，1人負責同步攝錄作為後備複核，另外2人同步記錄路面情況。

研究隊本來再次選定軒尼詩道與柯布連道交界的行人天橋進行點算，不過，由於該處進行工程，研究隊於是改在軒尼詩道與軍器廠街交界的行人天橋，即遊行人士由灣仔進入金鐘地段時，進行點算。

研究隊先把該處的軒尼詩道切成8條行人通道，其實等於6條東西行車線再加2條電車路，然後每隔4分鐘攝錄及點算1分鐘。結果，2條電車路因為列作緊急通道而沒有行人，其餘6條通道的遊行人流總數約為14萬9千人。為了評估人流調整基數，研究隊於7月2至11日期間，進行了多次隨機抽樣電話調查，在3,512個年滿18歲的樣本中，找到231名曾參與七一遊行的巿民，當中77.4%謂曾經通過我們點算的地方。由於有關次樣本有178人，在95%置信水平下，讀數77.4%的純抽樣誤差為正負6個百分比。因此，假設推算誤差全是基於電話調查的抽樣誤差，全日七一遊行的總人數應該調整為18萬至21萬之間。有關推算的原始數據經已在《港大民意網站》全面公開。

正確面對集會遊行的人數

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義務和自發地組成了研究隊，首先耗盡精神重新分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公眾意見書彙編」，然後多次點算集會遊行的人數，再各自撰文表述，不外乎希望進一步推動公民社會和發揚科學求真精神。

平情而論，在有限的資源下，各種點算人數的方法各有局限，甚至流於粗疏。作為一門科學，不同的統計方法涉及不同的定義、理論和實際考慮。只要研究的過程、方法和原始數據一律公開，則各界人士自然能夠集思廣益，慢慢發展出一套適合本地社會的統計方法。

筆者始終認為，組織遊行集會的機構和政府部門，最好能夠置身道外，把點算遊行集會人數的工作交給專業人士，避免捲入無謂的政治爭拗。政府和有關團體當前應該做的，就是把以往統計人數的方法和原始數據全面公開，促進學術研究。

參與遊行集會的人數，從來就不應該成為一種政治工具。只是當社會沒有民主，民意民情無法通過投票數字表決時，遊行人數才會變得如斯重要。筆者曾經寫過：「在文明進步的社會，一個信念就是一個信念，一個意見就是一個意見。好的意見一個不能少，壞的作風一個也嫌多。」把遊行集會人數的多寡，視為施政的民意基準，是社會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