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遊行與民意返回

比較兩大遊行的動員形態

註：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所屬大學立場無關。

「四一一」反釋法遊行人數的爭議，突顯了官民對遊行示威的重視。可惜，爭議焦點似乎只是停留在遊行人數的統計，而沒有涉及遊行群眾的心態和運動的形態。因此，筆者在此再次分析和比較七一及元旦遊行的調查數據，深化我們對示威群眾的瞭解，為分析日後的群眾運動作出準備。

港人的組織性不強，更常常被人認定是政治冷感，何以在七一及元旦分別有龐大的市民湧上街頭，以遊行的方式表達意見，並可能繼六四集會後變成定期的群眾運動？七一上街的市民是為了保護自由，反對政府施政失誤，要求當家作主，而元旦則直接是為了爭取民主，這是我們兩次現場調查分別清楚表明的，無須再費唇舌。不過，我們想在兩次調查的基礎上再次詳細探討遊行動員的形態。具體而言，我們想知道參與的群眾如何生成，其中的慣常「積極參與者」和新生的「可能參與者」各自有甚麼特性。

「積極參與者」與「可能參與者」

從概念上看，我們可以依據市民對參與遊行集會的積極程度，將他們粗略地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積極參與者」。這類市民熱衷於身體力行的參與公共事務，從而累積了頗豐富的參與遊行集會的經驗。第二類是「可能參與者」。這類市民對政治及公共事務有一定的關心，但一般來說不特別熱衷於實際行動上的參與。不過，因應事件的特質、社會上的整體環境及氣氛，以及家人和朋友的鼓勵和驅使，他們仍可能參與個別的遊行集會。最後一類是「拒絕參與者」。他們不願意參與社會及政治行動。這可能和他們的人生經歷，又或是教育和成長背景，又或是他們某些政治或非政治性的理念有關。

在現實中，三個類別之間沒有明顯的界線，以上的三分法主要為方便分析和討論而設。另外，在不同的時間裏，個別市民可以從一個類別轉到另一個類別中。「拒絕參與者」可能會在一些重大事件發生之後成為「可能參與者」，「可能參與者」又可能會久而久之成為「積極參與者」。相反，「積極參與者」也可以變成「可能參與者」。放眼於社會整體，三個組別的人數多寡和構成也可能會因應社會及政治轉變而產生變化。二十年香港的政制發展雖然不是事事順利，但不斷的爭議卻可能催生了更多「積極參與者」和「可能參與者」。再配合零二年末以來的社會及政治因素，七一遊行、十一月區議會選舉中民建聯大敗，以及元旦遊行等事件也應運而生。

用以上的概念來說，在每一次遊行集會中，絕大部分的參與者都是「積極參與者」或「可能參與者」。不過，在不同的遊行集會中，這兩類市民的比例卻可能很不一樣，像七一這種歷史性的大遊行，有很多平時不太熱衷於實際行動的市民參與其中，所以「積極參與者」的比例很可能較少（雖然實際人數可能會較多）。以下我們首先將透過分析七一及元旦兩次現場調查研究的資料展示這一點，然後再以元旦遊行為基礎，分析「積極參與者」和「可能參與者」的異同。

兩次現場的調查都是在維園和遊行路上作出隨機抽樣，分別成功訪問了1154名和785名15歲以上的遊行人士，回應率分別為87.2％及83.8％。

七一遊行和元旦遊行的比較

表一顯示了兩次遊行參與者過去的政治參與經驗。在元旦遊行的參與者之中，有百分之八十五參加了去年的七一大遊行。百分之六十的市民參加過七一以外的其他遊行。同時，百分之八十二曾在過去的立法會選舉中投票。由此可見大部分元旦遊行的參與者在過去都積極的參與公共事務，而當我們將三條有關政治參與的問題合併起來時，我們發現只有大概百分之五左右的被訪者對三條問題都給予否定的答案。相比之下，在去年七一遊行中，只有百分之五十參加過其他遊行，曾在立法會中投票的也只有百分之六十二左右。

表一　　兩次遊行參與者的政治參與經驗

在兩次調查研究中，我們都問了一些有關遊行參與者如何決定參與遊行的問題，包括他們在甚麼時候決定參加遊行；若果有跟朋友或其他人士一起參與遊行的話，是他們自己首先提出參與遊行，還是別人首先提出；以及他們認為各媒體及社會人士的號召對他們有多大的影響。表二及表三展示了有關的結果。相比之下，我們可以見到的是七一遊行有一個較平均的「醞釀過程」。大概四分一左右的參與者自言在遊行前一個月已經決定要參與遊行，另外四分一的參與者則在遊行前兩至三個星期之間下決定，四分一大概在遊行前一星前左右決定參加，最後四分一則在遊行前一星期內決定參加。不過在最後這四分一的參與者當中，較少是在遊行當日才決定參加的。

元旦遊行的醞釀過程則較為「兩極化」，百分之四十二的參加者在遊行前一個月已決定參加遊行，同時也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參與者在遊行前不到一個星期才決定參加，其中更有不少是遊行前一天甚至是當天才決定參加遊行的。

表二　　兩次遊行參與者如何決定參與遊行

這醞釀過程的差異，源於兩次遊行前不同的政治和社會氣氛。七一前夕的香港才剛擺脫沙士病魔，經濟仍未有任何起色，同時有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這實質而且迫在眉睫的議題，社會各界人士群起發表言論，傳媒或「客觀報道」這些言論，或主動出擊批評政府，整體結果是市民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從表二可見，有接近一半七一遊行的參與者指出他們和別人一起遊行是大家「不約而同」地有參與遊行的念頭。七一遊行是在這種氣氛下，在一個月的時間內逐漸滾大的雪球。事實上，從表三所見，七一遊行的參與者在更大程度上確認了來自傳媒的及朋友間的號召對他們的影響。

相反，元旦遊行前夕社會及政治氣氛未算熾熱，香港的經濟狀況也有好轉的跡象。雖然零三年十二月初「四大護法」初次就零七政改發表言論，但是香港民主派以至社會各界並沒有即時「興風作浪」，傳媒也就無從「推波助瀾」。所以，大部分元旦遊行的參與者要不就是一早決定了參與，要不就是到了最後關頭才決定參加。同時，四分之一的元旦遊行參與者是獨自參與該遊行的，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參與者跟別人「不約而同」地有參加遊行的念頭，而結果一起參與遊行。當然，我們亦不能忽略，元旦遊行的參加人數只及七一遊行的五分之一至六分至一，而群眾性質亦有所不同。

表三　　各種號召對兩次遊行參與者的影響

小結

以上的結果引證了先前所提出的觀點，就是元旦遊行中「積極參與者」的比例較七一遊行中「積極參與者」的比例為高。可以這樣說，香港市民中有一批公共事務及政治行動的「積極參與者」，他們可能只佔香港七百萬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只要他們維持積極參與的特質，香港的遊行集會就會繼續得到一批中堅分子的支持。同時，因應不同時候不同的社會和政治氣氛，遊行集會也會吸引到不同數量的「可能參與者」參加，從而形成不同規模和具有不同特性的公民集體行動。以元旦遊行為例，就算是傳媒先前不太熱衷報道和鼓吹，朋友也不一定相約而來，「積極參與者」也會根據自己的信念，較早就決定參與。

「積極參與者」雖然是人口中的少數，但是他們的立場跟沈默的大多數往往是一致的，對他們的「代表性」因而不能隨便抹殺。在特定的情況下，作為香港市民中最具社會政治意識的一群，「積極參與者」更可能起著主導民意傾向的作用。事實上，我們其他全港性的調查發現，超過六成的受訪者都認同七一的訴求，並認為七一有利於香港的發展。

明天我們將比較「積極參與者」與「可能參與者」的異同。

遊行核心及新生力量的異同

如果遊行參與者包括「積極參與者」和「可能參與者」兩類市民，這兩類市民之間除了在參與遊行集會的意欲上有差別之外還有甚麼異同？這些異同對我們理解現時香港公民的政治行為有甚麼啟示？有關這些問題，我們會透過分析元旦遊行的資料來嘗試解答。

我們現在把焦點放在「積極參與者」和「可能參與者」之間的差異上。要進行分析，第一個實際問題是到底我們怎樣把遊行人士分成這兩類。根據我們先前的概念性討論，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根據被訪者過往的政治參與來劃分。不過，由於現場調查研究的實際環境所限，我們分別設計了一份長問卷及一份短問卷，被訪者參與七一以外其他遊行的問題只存在於長問卷中。所以，以下的分析只包括回答了長問卷的三百四十二名被訪者。為了方便分析，我們把「積極參與者」定義為那些既參加了去年的七一大遊行，又參加過七一以外的其他遊行，並曾在過去的立法會選舉中投票的人士，合共一百五十人，佔長問卷樣本約百分之四十四。其他被訪者則一概被歸納為「可能參與者」。

更多「積極參與者」為中產階級

在人口特徵上，「積極參與者」和「可能參與者」在年齡、教育程度，及社會階層方面有統計學上顯著的分別。表四顯示，整體上，「積極參與者」比「可能參與者」要年長一點。百分之六十三的「積極參與者」有大專或以上的學歷，而有同等學歷的「可能參與者」只有百分之四十九。自認為層於中產階級的「積極參與者」達百分之八十，但自認為層於中產階級的「可能參與者」則只有百分之六十二。

表四　　兩類遊行人士的人口特徵

「積極參與者」絕非「反中亂港」之輩

在分類之後，我們可以依據一些政治學、傳播學，或民意研究中的觀點，從五方面進行探究。首先，我們可以預期「積極參與者」對跟遊行有關的政治或社會議題有更強烈的意見。從表五可見，當被問及他們遊行是否為了爭取零七年直選行政長官及零八年立法會全面直選時，元旦遊行中的「積極參與者」比「可能參與者」更傾向給予正面的答案。同時，當被問及如果中央政府表態反對全面普選，他們會否放棄上街爭取的時候，「積極參與者」果然更堅持繼續以行動爭取普選，可見他們對普選的確有更強烈的意見。

不過，這種願意跟中央政府「對著幹」的態度並不代表他們對中央政府有較壞的評價。事實上，無論是「可能參與者」或者「積極參與者」，他們都對兩位國家領導人都有頗高的評價。兩類遊行人士對特首董建華的評分也沒有顯著的差異，他們對特首的評分是一樣的低。當被問及他們對香港及中國的歸屬感時，我們發現「積極參與者」的自我評分更高一點。不過，兩類遊行人士之間的差異並未達至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但這結果仍然可以說明，「積極參與者」就算不比其他人更「愛國愛港」，他們至少並不是一群企圖「反中亂港」的人。

表五　　兩類遊行人士的政治意見

經濟困難並非催人上街的主因

其次，我們嘗試檢視兩類參與者對自己的經濟狀況的評估。在香港，無論是有關政治及社會的學術討論，又或是社會上的公眾討論，往往都集中於市民的政治參與意欲和經濟環境的關係。較傳統的想法是香港人大都以經濟掛帥，經濟壞的時候他們就會跑出來批評政府，甚至要求政治上的改革，但只要經濟好轉，市民就會安於繁榮穩定。

有見及此，調查研究也要求被訪者對自己家庭現時及未來的經濟狀況作出評估。如果以上的論調是對的話，我們可以預期「積極參與者」對自己的經濟狀況較為不滿。但表六顯示的卻與這預期剛剛相反，「積極參與者」比「可能參與者」對自己家庭的經濟狀況更為滿意及樂觀。

表六　　遊行人士對自己家庭經濟狀況的評估

不過，我們在表四中已經顯示過，「積極參與者」當中中產及上層人士的比例較高，所以他們對經濟狀況較滿意也是合理的。問題是，若我們將被訪者的社會階層計算在內，兩類遊行人士對經濟狀況的評估會否仍有所分別？我們這裏以迴歸分析法對資料作進一步檢視。結果是，當被訪者的教育程度、年齡，以及社會階層被計算在內之後，兩類參與者對經濟狀況的評估再沒有顯著的差異。亦即是說，表六的結果純粹是由於兩類遊行人士的階層構成而造成的。

雖然在迴歸分析中「積極參與者」並不比「可能參與者」在經濟問題上樂觀，但他們亦不比「可能參與者」悲觀。由此可見，經濟狀況對香港市民的政治參與的解釋力是很有限的。

「積極參與者」的力量感更強

「積極參與者」的積極性至少有部分源自他們的政治意見的強烈程度。但除此以外，他們之所以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也很可能跟他們的社會資本和社會效度有關。所謂社會資本，是指一個人的社會及人際網絡，這些網絡往往是資訊的渠道，而人也可以在有需要時動用網絡中的各種資源。所謂效度，是指市民對政治參與能取得成果有多大的信心。政治學傳統上將效度分為內在及外在兩種，內在效度指市民對自己個人理解及參與政治的能力的評價，外在效度則指市民認為現有的政治體制會否真的回應民意。但我們在這次研究中，卻嘗試分析市民的「社會效度」，指的是他們認為市民的集體行動能否有所作為。西方的政治學研究往往指出社會資本和效度跟政治參與有正面的關係，所以我們預期，「積極參與者」比「可能參與者」應有更多的社會資本及有更高的社會效度。

表七　　遊行人士的社會資本和社會效度

可是，表七的結果卻沒有完全支持這些觀點。「積極參與者」和「可能參與者」的社會資本看來沒有很明顯的差異。值得強調的是「積極參與者」和「可能參與者」一樣，大部分都沒有參與社會或政治組織。正如我們去年在分析七一遊行時已指出過的，香港市民並沒有跟正式的社會或政治組織有很大的聯繫，參與遊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市民「自發性」的行為，而不是社會組織從上而下的動員工作的結果。

「積極參與者」和「可能參與者」對行動能否改變社會也沒有很不同的意見，但「積極參與者」在更大程度上認為香港市民可以掌握香港的命運。換句話說，「積極參與者」的社會效度的確要比「可能參與者」高一點。

不過，兩類參與者均傾向認為零七年直選特首及零八年立法會全面直選的機會不大。由此可見，「積極參與者」雖然對市民的能力較有信心，但由於直選能否落實牽涉到政府會否回應民意這問題（即「外在效度」的問題），「積極參與者」並不比「可能參與者」更樂觀。

遊行人仕的政治傳播行為

「積極參與者」除了更傾向實際的參與外，他們很可能在自己的社交圈子中扮演著「意見領袖」或甚至是「行動領袖」的角色。從西方政治傳播學的研究結果來看，這些社會上的「平民領袖」應該在傳播行為上有以下的特徵：１）他們比一般人更留心新聞傳媒對公共事務的報道，２）他們更積極的在人際溝通過程中跟別人分享有關公共事務的資訊和意見，３）在集體行動的機會來到的時候，他們會更主動地邀謮別人一起參與。

從表八及表九可見，元旦遊行中的「積極參與者」的確具有以上的特徵。他們比「可能參與者」讀報及看電視新聞的頻密程度高。兩類遊行人士使用互聯網的比例和頻密程度相若。不過，「積極參與者」更常通過互聯網跟別人分享有關時事的資訊及意見，以及分享有關遊行的訊息。換句話說，兩類參與者使用互聯網的分別不在於「用量」，而在於「用法」。

表八　　遊行人士的政治傳播行為

另外，表九顯示，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的「積極參與者」是在別人先提出的情況下參與遊行的。在「可能參與者」當中，其比例則為百分之十四。與此同時，「積極參與者」在更早的時間裏決定參加遊行，他們之中有一半是在遊行前一個月已經決定參與的。在「可能參與者」中如此早作決定的只佔三分之一左右。所以「積極參與者」不單是遊行的參與者，他們更可算是遊行的推動者之一。

表九　　兩類遊行參與者如何決定參與遊行

傳媒的使用強化傳媒的影響

第五個可以探討的假設是關乎「媒介效應」的問題。傳播學者很早就達成一個共識，就是媒介只會在某些情況下對某些人有影響。之前在比較七一及元旦遊行時，我們已經看到媒介的重要性在兩次遊行中有差異。在這裏，我們可以預期的是媒介對「可能參與者」的影響比較大。原因是「積極參與者」本身就有很大的參與意欲，他們不用傳媒來推動。當然，傳媒對他們來說仍然是重要的資訊及意見來源，但至少在政治參與這問題上，與其說他們被傳媒影響，不如說他們主動地吸收及消化各種資訊及意見，用來鞏固本已存在的參與意欲。相反，「可能參與者」在面對個別遊行集會時，往往徘徊於參與和不參與之間。在這種情況下，來自傳媒的資訊、意見，甚至號召就有較大的可能產生實際的影響。

可是，表十的結果卻完全沒有支持這論點。雖然看來有較多的「可能參與者」認為報章社論及電視新聞對自己有影響，但表十所顯示的兩類遊行人士間的差異均沒有達至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這是因為以上有關媒介效應的論點不適用於香港嗎？抑或是另有原因？

如果我們將表八的結果考慮在內，就可以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表八顯示的是「積極參與者」較多使用新聞媒介。這可能增長了他們認為自己會受到傳媒影響的傾向。在這情況下，「積極參與者」和「可能參與者」同樣地認為自己會受到傳媒影響，但這想法背後的原因卻不一樣。「積極參與者」這樣想是因為自己常使用傳媒，「可能參與者」這樣想卻是因為自己不一定一早就有參與的決定。我們以迴歸分析的方法檢視上述說法，結果得到印證。

表十　　各種號召對兩類遊行參與者的影響

總結

以上的分析顯示，香港現時有一批熱衷於政治參與的市民。這批「積極參與者」只佔香港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們卻是公民集體行動的中堅分子。他們對政治和公共事務有較強烈的意見，對公民集體行動取得成果較有信心。他們不但積極參與，並可以在遊行集會的醞釀過程中，在自己的社交網絡裏扮演著「意見領袖」及「行動領袖」的角色。而他們扮演這些角色的條件則很大程度上建基於他們對各種政治傳播的更積極的參與，包括新聞傳媒的使用和利用網路進行時事討論等。

在這批積極分子之外，不少香港市民已經從「拒絕參與者」慢慢變成「可能參與者」，他們的政治參與意欲以至政治意見相對上沒有那麼強烈。他們會否參與遊行集會，則要視乎個別事件發生時的社會氣氛，以及傳媒和他們身邊的朋友對他們產生了多大的影響而定。

政治參與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有些市民經過七一的洗禮，他們從「可能參與者」變為「積極參與者」。如果社會訴求仍在，而動員又得法，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不但不會減少，還有可能得到新生力量的支援，使社會運動延續下去，擴大影響。從兩大遊行參與者的構成看來，集體行為確實催生了一批較年輕的「可能參與者」，誠然是香港社會運動的有生力量。

無論是從「積極參與者」或是「可能參與者」的背景來看，他們都是香港教育水平比較高的一群，多數屬於中產階級。事實上，「積極參與者」比「可能參與者」的教育水平更高，更多來自中產背景。兩者參與遊行並非因為遇上甚麼家庭經濟問題，而「積極參與者」目前的經濟狀況和經濟前景比「可能參與者」還要好。期待他們會因經濟好轉而默不作聲是不切實際的。

從23條立法的過程看來，「積極參與者」和「可能參與者」不是逆來順受的市民，無理的打壓只會激起他們的「義憤」，走上街頭。在政制檢討問題上，中國的「護法」以及香港著名的親中人仕以權威自居，居高臨下，強詞奪理，借助權位指鹿為馬，無疑會再次激起市民的忿怒，「動員」他們上街遊行。從調查看到，雖然遊行者絕非搞事之徒，不會故意刁難當政者，但當權益受壓，他們也會據理力爭。經過七一的洗禮，不管是特區政府或是中央，切莫再玩弄嚇唬和愚弄市民的策略，否則，結果只能適得其反。

不管遊行有多大規模，參與者大概永遠只能佔市民的少數。遊行是否有代表性則視乎遊行的訴求是否得到大眾的支持。證諸各樣調查結果，七一和元旦遊行所宣示的目的都得到絕大多數市民的支持。由於示威「少數」和「沉默大多數」的意見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聲勢也特別浩大。

從是否擁有真理的角度看，遊行人數是無關宏旨的，但是遊行人數卻有重要的現實政治意義。每次遊行，無論是新聞人員、遊行主辦者或是政府，他們首先關心的是人數，因為人數代表民意的普遍性和熾熱程度。遊行是否有力量，很大程度是看人數，其次是看成份，然後再看形態。如果七一不是有龐大的市民參與，相信當天的大遊行也不會產生後來的影響。當然，經過七一，人數的問題已經獲得證實，無須每次示威都要重證一次。龐大的人數對元旦遊行而言，雖非必要的，但是最後經過各方點算和筆者的調查統計，遊行人數亦起碼有五至十萬，是個很大的數字，亦為市民對民主訴求的認真程度提供了確證，各方力量因而不敢低估元旦遊行的意義。明乎此，我們應該加強對只佔人口小部份的「積極參與者」及「可能參與者」的瞭解，不可因為他們只佔少數而掉以輕心。他們是香港民意政治中的關鍵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