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調檢視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之認同返回

註：文章只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香港大學立場無關。

本文主要討論香港民眾在1997年主權回歸後對一國兩制的接受程度，為台灣的未來發展提供一個借鏡。不過，由於單項分析存在很大的局限，因此，本文除了討論六年來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的變化之外，亦觸及下列分析：

1. 有關數字在1997年回歸前後的變化；

2. 有關數字與其他調查數字的關係；

3. 香港民眾對台灣問題的意見。

由筆者主持有關「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信心」的調查系列，始自1993年6月，至今10年有多。本文所引用的各項數據總共來自145次獨立抽樣電話調查，涉及樣本93,389個，平均回應比率為54.5%。具體題目方面，本文一共分析了下列7條相關題目：

1. 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2. 香港民眾對香港前途的信心；

3. 香港民眾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

4. 香港民眾對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

5. 香港民眾對台灣政府的信任程度；

6. 香港民眾認為一國兩制是否適用於台灣；

7. 香港民眾對兩岸統一的信心。

須要註明，有關「信任程度」的調查是採用五等評法，而其他題目則是採用正反兩極評法。

回歸之前信心薄弱

數據顯示，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在過去十年間大概可以分成4－2－4年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四年由1993至1996年，有信心與沒有信心的比率通常都在三成半至四成半之間互相爭持，大抵反映了回歸前中英爭拗的結果。1992年彭定康出任港督，旋即就政制發展與北京展開爭論，1993年3月更被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譏諷為「千古罪人」，爭拗的熱度可想而知。當時，香港人處在夾縫之中。香港人在1991年才初嘗大型民主選舉的滋味，民主制度遠未成熟。香港人一方面對彭定康的政制改革表示歡迎，另一方面又怕開罪北京，回歸後會受苦受難。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的前景，可謂不甚樂觀。

1993年下半，中英就香港在回歸前後政制安排的談判終於破裂，中方揚言要「另起爐灶」，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在1994年4月跌至谷底32％。及至1994年中彭定康單方面的政改方案塵埃落定，中英各走各路，爭拗反而平息不少。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反而徐徐增加，由1994年上半的35％上升至1996年下半的45％。

九七年後信心上升

1997年上半年開始，至1998年下本年為止，屬於第二階段的發展。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有非常可觀的增長，由45％增加至67％。這個階段可算是由1996年底董建華被推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開始，中間經歷臨時立法會的成立、主權回歸、亞洲金融風暴出現、禽流感襲港和新機場失誤事件。這些事件，其實都影響了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這點可從香港民眾對香港政府信任程度的下降反映出來。不過，有趣的是，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並未受到影響。或者應該說，縱使有影響，民眾對一國兩制的正面評價還是不斷上升，直至1999年的上半年為止。

從宏觀角度分析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信心的走勢，我們可以這樣說：回歸以前，尤其是中英爭拗期間，民眾基本上害怕大陸政府在九七回歸後把所有制度推倒重來，剝奪香港人珍惜的自由，和殖民地統治後期出現的民主發展。及至政改爭拗塵埃落定，大陸亦不斷強調會維持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才慢慢增加。

及至回歸準備就緒，董建華出現，臨立會成立，香港人對回歸似乎已作了充份的心理準備。回歸過後，解放軍紀律嚴明，大陸領導人亦沒有明顯干預香港的運作，反而是積極保護香港免受國內省市影響，令特區的地位提升至相當高的水平，這些都是有利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另一方面，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似乎沒有太大改變，所謂「馬照跑、舞照跳」，可說是初步實現了。至於港人憂慮回歸後失去的自由，好像六四集會，反對北京的示威，以至後來法輪功的活動，都沒有受到北京的干預。這些發展的確令不少香港人放下了心頭大石。

人大釋法破壞信心

可惜，到了1999年5月，香港特區政府為了解決香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權問題，決定不接受香港終審法院的判決，正式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尋求解釋基本法的有關條文，從行為上重新演繹了一國兩制，亦使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走向下坡，進入本文分析上的第三階段，亦即自1999年起至現在的四年半時間。期間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反覆向下，由之前的67%回落至2003年上半年的49%。

人大釋法之前，香港終審法院與人大的憲制關係，是一個憲政層面的法律問題，中間存在不少灰色地帶。人大釋法以後，對於不少本地法律界專業人士和普羅市民來說，香港的終審權力受到侵害，而罪魁禍首不是爭取居港權的人士，不是本地的學者專家，不是本地的法院，而是香港特區政府。遠在人大釋法之前，行政長官董建華便在言論上負面評價內地爭取來港人士對未來香港社會構成的影響。接著，特區政府總動員各個部門，發放大量不利的評估數字，鼓動市民反對該等人士來港。這些公關技倆本屬無可厚非，但及至香港終審法院判決該等人士得直，這個問題其實可以透過本地更多研究和政策調整慢慢解決。可惜，特首和律政司司長等似乎急於讓中央政府體現主權，決定尋求人大釋法。當時大陸亦有幾名法律專家在言論上配合特區政府的行動，加上香港的左派團體和人士，亦急欲彰顯一國兩制中的「一國」部分，一個法律問題上升到了政治的層面。

筆者用了頗多文字討論人大釋法事件，除了因為該次事件是港人對一國兩制信心的轉折點外，還因為事件反映了一些普遍現象：

(1)

事件主要是由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領導班子主動提出，不是中央政府的主意。當然，當事件發展到了政治層面，而又觸動國家主權的時候，中央政府無可避免地要站到特首一邊。

(2)

事件其實觸及香港人非常關心和珍惜的自由和法治觀念，特區政府以為用經濟掛帥便能過關斬將，其實是錯誤判斷形勢，雖然在短期內好像是解決了一些問題，其實是傷害了一國兩制的基本優勢。這種錯誤，在最近有關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爭論中再次出現。

(3)

導致香港民眾在1999年後減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主要責任其實不在北京。香港本地左派人士急於行使新得的權力和影響力，以至董建華領導班子不懂得維護香港人珍惜的價值觀念，發揮「兩制」的長處，是主要原因。筆者嘗試從另外一些民調數字印證上述的觀察。

董建華沒有維護香港人的價值觀念

首先，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信心的下調，其實是後於香港特區政府的多番施政失誤。回歸後不久，市民對本地政府的信任程度已由超過六成跌至不足四成，再在低位徘徊，明顯是不滿政府處理亞洲金融風暴的表現、處理禽流感的方法、和因為搬遷機場而引起的大混亂。不過，這些在1997至1998年間出現的事故，始終是特區內部的問題，充其量是壓縮了一國兩制信心的增長，並沒有產生明顯的負面作用。

其次，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其實一直每下愈況，至2003年上半年只有30%信任政府，不信任者有43%，但對北京中央政府而言，信任程度反而是增加了。回歸以前，港人大概只有二成多是信任北京政府，不信任者四至五成。回歸以後，正反評價者在三成左右爭持到2001年中後，信心開始增加，高峰期是2002年上半的49%，然後回落。回落的原因，筆者估計，主要是因為中央在董建華尋求連任期間不顧香港民意而積極挺董，開始對香港內部事務諸多意見，而在及後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爭論中，左派人士的言論亦引起很多市民不滿，特區班子又盛傳中央已訂下2003年7月的立法時限和其他底線，使市民對中央不滿，信任程度回落至38%。可以這樣說：董建華連任後的一年間，特區政府民望下瀉，嚴重波及中央政府，民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亦應聲下跌。

本來，特區政府施政失誤是特區內部的問題，這點從香港民眾對香港前途信心不斷地下降可知一二。這種下調之可以「持之以恆」，是因為特區政府的失誤不是偶一為之，而是不斷出現。從1997年數起，它們包括1997年底開始的金融風暴，1998年4月首次出現的禽流感，1998年7月的新機楊大混亂，1998年11月的胡仙案，1999年6月的人大釋法，2000年中特首宣佈八萬五房屋政策已在1998年「不存在」，同年有關公安條例的爭論、民調事件、倒董浪潮，2001年初陳方安生辭職，之後特首稱法輪功為邪教組織，2001年7月特首頒發大紫荊勳章給1967年暴動總指揮楊光，2002年特首連任後推行高官問責制，然後迅即發生仙股事件，接著是2003年3月的梁錦松稅前買車事件，非典型肺炎爆發，和自2002年9月開始有關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爭論......等等，不能盡錄。

當然，特區政府亦非完全沒有德政，但從民望數字的不斷滑落，及上述事件無一不令香港市民忐忑不安，便可知特區政府如何管治無方。今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遊行反對政府，並非無跡可尋。

前瞻未來

筆者只是一個民意研究工作者，沒有能力預知未來。因此，筆者只能說：香港民眾未來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走勢，要視乎很多變數。如果筆者對九七回歸後有關一國兩制民情起伏的分析是接近現實，則未來影響一國兩制認受性的因素應該包括：

(1)

特區領導班子能否鞏固香港市民珍惜的價值觀念，發揮兩制的優勢；

(2)

特區政府能否減低施政的失誤，整體上挽回已經失去的民望；

(3)

特區領導班子是否認識到要解決當前的管治困局，不能單靠經濟措施，而是要照顧香港人的政治訴求，包括對政制改革的要求；

(4)

中央政府在處理特區事務時，能否少安無躁，讓香港人解決香港的事情；

(5)

中國大陸本土的發展，尤其是政治改革的步伐。

如果上述因素全部轉向利好發展，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當然會不斷增加。不過，這亦不是容易的事。首先，特首董建華習慣了背靠中央，不容易接納另類意見。董建華從商的經驗，以至後來登上行政長官的寶座，基本上全靠中央的支持，第一屆如是，第二屆更甚。北京政府曾經對董建華的家族事業東方海外出手相助，董建華自然要感恩圖報。因此，要董建華在餘下日子裡向中央領導人說「不」，基本上是不可能。要改變中央的旨意，似乎要靠多渠道和多方面。從這個角度看，台灣的民眾、政府、商人及學者專家，其實亦有一定的作用。

中央領導人如果是基於大陸社會的發展需要，或是兩岸關係的考慮，或是與國際社會接軌的要求，而放心讓香港民眾鞏固自己的價值觀念，則董建華對一國兩制發展的負面作用便能減低。從另一角度看，一方面由於董建華對中央政府的情有獨鍾，二方面由於中央對香港民主陣營的不信任，董建華身旁能夠直達中央的智囊，和包圍著特區領導核心的左派人士，便能呼風喚雨。如果北京中央政府能夠持包容及開放態度面對香港民眾的政治訴求，增加董建華的活動空間，甚至是要求董建華吸納部份民主派人士，以香港利益為依歸凝聚社會上各個階層，包括專業人士、宗教人士、學者專家，則香港可以重拾失去的信心，一國兩制的認受性亦可加強。

回歸以後，香港民眾對北京政府的信任程度已經漸次增加，由1997年下半的32％，反覆波動至2001年上半的34％，然後急升至2002年上半的49％，開始超越了民眾對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這個現象，其實可以造就北京政府放手讓香港民眾和專業團體為一國兩制找尋更加理想的出路。2001年7月，北京成功申辦奧運，10月，打入世界盃足球決賽週，11月，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當時飽受經濟不景困擾的香港民眾增加了對大陸未來發展的信心，亦沖淡了同年九一一事件帶來的衝擊。

不過，同年年底，董建華開始為其連任鋪路。北京中央政府似乎為勢所迫，高調挺董。董建華連任後，又放出氣球催促特區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接著，董建華再次連番失誤，包括高官問責制失敗、非典型肺炎事件反應遲鈍、和拒絕接受偷步買車的財政司司長辭職等。中央循例挺董，而且每次加大力度，最後在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事件中再失民心，導致50萬香港巿民上街反對政府，北京中央政府亦在過程中失去超過一成的香港民心。

人民力量可以改寫香港的政治版圖

七一遊行之後，香港社會的民間力量開始集結。遊行的旗號是「反對23、還政於民」。不過，遊行之後，除了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得以押後，負責推動立法的主要官員「須要」辭職外，還直接導致財政司司長辭職，特首董建華向市民承認施政失誤，及市民把不滿轉移至未來的政制。因此，以專職人士為象徵領導的一股人民力量，會隨時改寫香港內部的政治版圖，和民主發展方向。這股力量，是回歸以來從未出現的變數，對一國兩制的未來發展亦會有重要的影響。

從大陸及台灣的角度看，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是否認同，是一國兩制能否成功落實的一個重要指標，牽動著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大陸在港澳兩地實行一國兩制，其實是對台灣示範統一，這點已經不是秘密。可以這樣說：從大陸的角度看，沒有台灣問題，亦沒有一國兩制。

不過，從台灣政府和民眾的角度看，一國兩制只是共產主義政權引誘台灣投降統一的一個手段和藉口，很難接受。從台灣角度去評估一國兩制的發展，少不免觸及統獨的問題，進而牽連到省籍情結，和本土化的問題。從現在兩岸的形勢和台灣民情看，台灣民眾並無與大陸統一的意願。從統獨的立場出發，台灣民眾對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發展，大抵有兩種心態：

(1)

希望一國兩制徹底失敗，這樣，台灣就有充份的理據要求獨立。這一派台灣民眾及其領袖，明顯是台獨的支持者，甚至是發動者。他們已認定大陸社會沒有民主的希望，而香港在回歸後已經被「中國化」或「大陸化」。他們以前用「兩岸三地」的框架分析香港問題，現在已經退化成為簡單的「兩岸」問題。

(2)

另外一種態度，是希望一國兩制既不成功亦不失敗，以空間換取時間，慢慢觀望大陸社會的發展。持這種態度的台灣領袖及民眾，明顯是屬於不統不獨派。他們對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有一種憧憬，就是希望大中華文化圈能夠逐漸形成。文化圈、經濟圈、政治圈、以至大一統，最後都會使中華民族重新振作，成為未來世界的一股強大力量。

台灣社會的本土化勢不可擋

不論是持上述那一種態度的台灣民眾，他們現在最關心的，都是台灣社會在現階段的建設。台灣社會本土化的過程，是勢不可擋。台灣政治的民主化，亦已走得很遠，現時的焦點，只是政黨輪替是否繼續出現的問題。台灣民眾當然希望把香港一國兩制的經驗，變成與大陸討價還價的酬碼，因為一國兩制是國際關注的事情，是台灣在緊縮的國際空間裏可以當然使用的酬碼。

隨著2004年台灣總統選舉逼近，可以預期，上述兩種關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意見將會在台灣社會引起討論，對統獨問題的爭論亦會升溫。無疑，對台灣民眾而言，「一國兩制」是大陸創造的概念，為了顧全面子，當然不會「適用」於台灣。但除非是肯定走向獨立，否則，「泛兩制」的概念，例如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府」、「聯邦制」、「邦聯制」，及其他更有創意的概念，將會陸續出現。

根據筆者在香港進行的長期民意調查，回歸以後，普遍都有四成至四成半的香港民眾認為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地區，持續高於反對者，而沒有意見者亦保持在二成至二成半左右。這個現象，似乎跟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整體信心的波動不太協調。箇中原因，可能是因為香港民眾對台灣社會認識不深。

1993至1994年間，香港民眾對台灣政府的信任程度曾經達到四成，當時民眾對北京政府的信任程度不足二成半。但回歸過後，民眾對台灣政府的信任程度就不斷下跌，2000年起已不足一成。那邊廂，民眾對北京政府的信任程度在1999年開始便漸露升勢，2001年起更急促上升，一度接近五成的水平。香港民眾增加對北京政府信任的同時，亦增加了對兩岸統一的信心，由1999年上半的35％徐徐上升到近年的50％左右，明顯是開始接受北京政府對兩岸問題的觀點。

台灣民眾可以完全不認同香港民眾的觀點，及認為香港民眾不瞭解台灣社會的發展。不過，台灣民眾應該知道，香港民眾並不是盲目認同北京的政權。香港每年都有舉辦大型的六四紀念集會，今年7月1日又有50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一些可能被喻為是反對北京的群眾活動，台灣也要給香港比下去。因此，台灣民眾可以說香港民眾不瞭解台灣的本土化過程，但就不能忽略香港也有爭取自己本土化的訴求，而這種爭取，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進行的。

兩地民眾缺乏溝通

筆者認為，香港與台灣兩地的民眾嚴重缺乏溝通，這對台灣不利，對香港不利，也對大陸不利。回歸後的香港特區政府，在處理港台關係方面缺乏彈性，以為事無大小都要請示中央，是一個倒退。港台兩地的交流其實有助兩岸三地的良性互動，亦間接加強香港在文化及經濟上的優勢。在這方面，澳門特區政府比香港特區政府聰明得多。

此外，台灣政府和民眾把回歸後的香港看成是大陸社會的一部份，亦是不對。台灣社會在華人社會民主化的道路上走得比較迅速和前衛，這點難能可貴。不過，香港社會的法治和廉潔，亦遠超台灣和大陸。港台兩地社會自由開放、文明富裕，同樣可以變成華人社會發展的典範。

台海兩岸的統獨問題，將會繼續困擾兩岸三地的民眾。這個問題需要用時間和耐性去解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常理。由亞美利堅合眾國的成立，以至歐洲一體化，其實是文化融合的過程。台灣民眾懼怕兩岸統一會失掉民主民權，可以理解。台灣民眾在觀望大陸政局變化的時候爭取本地化和國際化，是合情合理。同樣，香港民眾在一國兩制下力爭自由民主，堅持與國際社會接軌，兩岸的政府和民眾亦要體諒和欣賞。大一統與本土化其實並無必然矛盾。現今世界強調多元文化，多向溝通。只要兩岸三地保持良性互動，各自發揮本身的長處，把無須急於解決的爭議按下不表，則歷史自有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