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思、眾言、佔中:商討民意的發展歷程返回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庭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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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首次與史丹福大學慎思民主中心(Center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Stanford),聯合舉辦慎思民調研習班,參加者28人,來自本地學術界、非政府組織、和議員辦事處等。
同年6月,筆者響應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的呼籲,向委員會提交書面建議及作出口頭申述,建議有關當局在公眾參與活動時使用慎思民調。
一年過後,在2010年2月,民研計劃首次與香港電台聯合主辦,一個名為「政改慎思」的公眾辯論會,由民研計劃透過電話隨機邀請92名巿民,於2月6日在香港電台出席辯論會,包括專家辯論環節、出席巿民發問環節,和辯論前後問卷調查環節。有關活動全程錄影,並於在2月13日早上於香港電台第一台以節目形式播放。「政改慎思」的內容活動的構思,是參考美國史丹福大學創立的「慎思民調」,分析出席市民在聽取正反論點前後的意向變化。
一個月後,在2010年3月中下旬,民研計劃與史丹福大學慎思民主中心再次合作,分兩週舉行「慎思民主與公眾諮詢培訓班」,並邀得慎思民調鼻祖史丹福大學慎思民主中心總監費斯堅(James Fishkin)教授擔任主講。培訓班的對象以學術界為主,參加者接近40人,當中包括澳門學者,及後在澳門開展了正式的慎思民調(澳門稱之為「商議式民調」)。
在培訓班的教材中,慎思民主中心對慎思民調有以下解說:
問題:公民對於重要的公共議題通常缺乏全面瞭解。傳統的民意調查只能獲得公眾對於議題表層的、未經過深思熟慮的意見。社會科學家稱這樣的公眾是理性地忽略與議題相關的資訊,因為對他們來說,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獲取資訊以形成經過深思熟慮的意見,成本太高。
解決方案:慎思民調是對傳統民意調查的一種有建設意義的新嘗試。它引入民主協商這一環節,參與者在獲得均衡全面的資訊的基礎上討論議題,從而形成經過深思熟慮的民意。
執行方法:
大約一年後,在2011年1月,民研計劃再次與香港電台合辦一場公眾辯論會,名為「申亞慎思」,討論「市民應否支持政府申辦2023年亞運會」。民研計劃這次提高要求,增加小組討論和匯報環節,並把活動時間由半天加長至一天,兼且移師至香港大學的場地舉行。可能由於難度增加,出席活動的巿民減少至66人,但所有既定環節沒有改變,包括專家辯論、巿民發問,和辯論前後的問卷調查。香港電台亦把整個活動錄音錄影,並於1月10日黃昏於香港電台第一台以節目形式播放。
總結「申亞慎思」的經驗,民研計劃與香港電台在同年9月再次舉行類似活動,名為「香港慎思」,專題討論「市民應否支持改變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是次活動還原在香港電台舉行,保留小組討論及匯報環節,但就濃縮流程,其他環節保持不變。結果,民研計劃邀得85名市民出席活動,香港電台在9月13日黃昏時段於第一台以節目形式播放。
在2011年9月的「香港慎思」前後,民研計劃其實與史丹福大學慎思民主中心,以及澳門方面的專家學者,聯合進行了一系列的活動,包括在7月份在香港舉行「慎思民主,民意調查與傳播媒介」工作坊以理念為主之第一部份,以及12月份在澳門舉行以實踐為主的第二部份。在實踐部份,工作坊的成員實地觀察和討論澳門在12月4日門舉行的首個「商議日」,由澳門政府委託由張榮顯博士主理的易研方案(澳門)有限公司執行,根據慎思民調的方法邀請277名澳門巿民出席討論。活動包括由受訓主持人主持的40場小組討論,和兩場大組專家答問大會,在澳門新口岸教業中學舉行,就澳門的《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進行討論。筆者和不少學者專家都以觀察員身份全程觀察和記錄,是一次相當成功的慎思民調,亦是港澳地區首個正規慎思民調。
2012年算是比較平靜的一年。筆者除了繼續參加由史丹福大學慎思民主中心主辦或協辦,在中國內地舉行的各項慎思民主(內地稱作「協商民主」)工作坊外,亦在6月份在香港大學舉行的第65世界民意研究學會(World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WAPOR)的年會中,加入多場「慎思民主」研討會,以及同期舉行另外一次慎思民調工作坊。年底12月16日,香港電台與民研計劃總結了多次「慎思辯論」的經驗後,推出第一個《眾言堂》節目,由民研計劃透過電話隨機邀請95名巿民,到香港電台錄音室向特首梁振英直接詢問關於施政報告的問題,全程直播,並由學者葉兆輝就出席巿民預先筆錄提出的問題進行綜合主題分析,即場公佈,結果發現每人平均提出1.71條民生問題、1.27條經濟問題、和1.07條政治問題,反映市民比較關注民生問題。在香港來說,2012年可算是慎思文化的整固期。
踏入2013年,香港的慎思文化似乎正在茁壯成長。首先,香港電台與民研計劃總結了多項「慎思文化活動」的經驗,決定以「眾言堂」的品牌,延續慎思明辨的文化。5月5日,香港電台推出第二個「眾言堂」節目,題為「慎思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邀請羅范椒芬、譚耀宗、何俊仁及戴耀廷,現場直播討論上述議題,然後由107名巿民代表現場提問和討論,全程直播。巿民代表由民研計劃以電話隨機抽樣邀請參加,參加前獲發平衡參考資料一份,並須在討論前後填寫問卷表達意見,由民研計劃現場分析和總結。
「眾言堂」雖然沒有小組討論,但在邀請、討論和分析的環節,已經參照了「慎思民調」的理念。在節目製作和資源運用的考慮下,「眾言堂」可算是開展了一種以媒體帶動的慎思商討文化。香港電台網頁對「眾言堂系列」有以下解說:
那邊廂,在2013年1月16日,學者戴耀廷發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文章,開展了「佔領中環」運動。及後,戴耀廷把運動逐步具體化,活動包括多個商討日、多輪民間投票、議員辭職、和多種不合作運動等,最後一着當然就是佔領中環。由戴耀廷提出的多個商討日,原來就是仿效艾卡曼(Bruce Ackerman)和費斯堅提出的慎思日(Deliberation Day)和慎思民調。筆者當然感到興趣。
經過多個月的討論,以戴耀廷為首的運動發起人,終於委託民研計劃以獨立自主方式負責舉辦有關運動的「商討系列」部份,目的是讓普羅市民和支持人士透過理性討論,去參與制定2017年特首選舉的方案。在本文面世之時,第一個商討日經已完成,95名隨機抽樣的香港巿民,和另外大約600名支持「佔中」人士,分場分組就有關運動將會遇到的問題進行討論,過程如下:
撇開翻譯的問題,稱之為慎思活動也好、商討文化也好,香港社會在這方面的發展,似乎不夠五年。與鄰埠澳門相比,可謂起步早、收穫遲。不過,從香港電台製作的「慎思系列」,包括新晉品牌節目「眾言堂」,以及最近「佔領中環運動」的「商討系列」,似乎顯示香港本土可能孕育出另一種由下而上,以公民社會為骨幹的慎思制度和商討文化。果真的話,這個可能是香港人引以自豪的發展。
在制度民主和街頭抗爭之外,慎思制度和商討文化或可成為一個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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