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民意網站》遊行集會人數不應各說各話返回

鍾庭耀（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蘇鑰機（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二零零九六四七一過後，集會遊行人數又起爭議。一九一九五四運動時，先賢倡議的科學與民主，好像變成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六四燭光晚會，支聯會聲稱有十五萬人，警方數字是六萬二千八百，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是十萬八千至十三萬二千人。至於七一遊行，民陣聲稱有七萬六千，港大民研計劃的數字是二萬九至三萬三，港大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是二萬七至三萬，而警方就說高峰期有二萬八千人。

七一差異時大時細

七一遊行人數出現幾個版本，但基本模式不變：主辦機構公佈的數字最高，學者次之，警方最低。在今年四組數字之中，兩批學者及警方所得的結果相當接近。

比較歷年情況，發現港大民研的點算數字，自零三年起，除了零七以外，都與警方的數字相近；而在零三和零五，又同時與民陣的數字相近。推敲原因，可能是在這些年份，傳媒在七一遊行前已經預告會有學術界點算人數，兼且會即日公佈結果，令各方人士於是有所顧忌，點算或心算得比較嚴謹。

值得詳細說明的，是在二零零三年第一次七一遊行時，由於一群學者一早表示會點算人數，傳媒、警方和主辦機構似乎都在等待學者的點算結果，再公佈自己的數字。可惜有關學者（包括我們兩個）當時經驗尚淺，未能如期在當晚公佈點算結果。有關人士在查詢不果後，終於公佈自己的數字。及後證明，主辦機構和警方當年公佈的數字，與學者的點算結果相當吻合。

二零零四年元旦，主辦機構受到七一人民力量的鼓舞，再次號召大型遊行。結果人數只及半年前七一遊行的十分之一，不足五萬。但主辦機構似乎基於心理因素，最後公佈人數十萬，水份超過一半。

再到零四七一，心理因素似乎繼續發酵，主辦機構公佈的數字大得難以置信，總數超過零三七一，水份超過六成。後來發現出了「植樹問題」，即犯了頭尾重複計算的錯誤。雖然主辦機構最後都沒有更改數字，但就在及後的零五七一遊行時，非常謹慎地處理遊行人數，而所公佈的數字亦與警方和學者的統計非常接近，屬於異數。可惜，零五之後，水份又逐漸增加。

六四差異比較穩定

六四集會始於二十年前，遠早過七一。時至今日，主辦機構對人數的估計似乎已有既定習慣。二十年來，警方有六年沒有公佈數字，年份集中在九七回歸和及後數年，政治因素呼之欲出。在其他年份，主辦機構公佈的數字，通常都是警方數字的二至三倍，平均倍數與七一差不多，但參差程度就明顯較低。

我們兩個有份進行人數點算的年份，就只有零四、零五和今年零九。結果顯示，警方零四年公佈的數字，與我們相當接近，但其他兩年都是在我們的五至六成之間。至於主辦機構，公佈數字就比我們高出兩成半至六成，亦即水份可能有兩成至四成。

比較七一與六四各方的點算數字，我們得出一個有趣的觀察：雖然主辦機構公佈的數字，以每次差別的倍數計，平均都是警方的二點四倍，但對比港大民研的數字，七一遊行主辦機構的數字，平均是港大民研的兩倍，而警方數字就平均比港大民研低兩成。至於六四晚會的主辦機構，數字平均比港大民研高四成，而警方數字就平均比港大民研低三成。

換言之，六四主辦機構對人數的處理，似乎比七一主辦機構來得謹慎。但警方在處理六四人數時，似乎又比處理七一人數更加保守。這些差異，可能與支聯會和民陣的作風有關，可能與政治因素有關，亦可能與點算方法有關。

主觀感覺極不可靠

根據多年來的觀察，我們發現一般人在估計大量人群的時候，主觀感覺非常之不可靠。如果人數過千，大家的估計便容易失準，往往誇大實際數字，屬於心理水份。主辦機構也好、警方也好，如果只憑印象，或只是建基於不夠精確的觀察和計算，所得數字自然會相差很遠。由於主辦機構和警方都沒有清楚說明方法和交出數據，我們實在無法估計他們的有效和準確程度。

例如參加今年七一遊行的雷曼人士，他們經過軍器廠街行人天橋歷時只約八分鐘，每分鐘流量二百至四百人不等。我們實際點算到的人數是一千九百多，再推算中途插隊及離隊人數，得出總人數是二千三至二千七。但主辦機構竟然聲稱有二萬人參加，是我們的十倍，警方也說有四千人，超過我們六成，明顯是受到組織經驗，加上政治和心理因素影響。

又例如在二零零五年元旦，由親建制人士發起的「反政客亂港遊行」，主辦機構聲稱有五萬人參加，是警方的五倍。港大學生點算的數字是九千五，略低於警方，顯示人數水份可能與主辦機構的組織經驗有關，政治立場屬於次要，亦再次說明主觀感覺極不可靠。

旁觀者觀察遊行時，站在行人天橋上遠望人群，眾多身影在遠處交疊起來，感覺上整條馬路都充滿了人，密度極高。但如果是站在天橋上向路面一直下望，就會清楚看到人流的密度較之前的感覺為低，人與人之間原來還有頗多空間。因此，人們觀察遊行隊伍所處的地點和角度，會對主觀感覺影響很大。由此可見，我們實在需要使用科學方法，客觀和系統地進行點算。科學方法是講求實證和重覆檢驗，不論是流量和密度，任何人士都可以自己小心觀測求證。

科學方法講求正確態度

我們認為，遊行人數的點算方法，最好是以流量乘以時間，而集會人數的點算，最好是密度乘以面積。要增加點算遊行人數的準確程度，可以增加量度流量的次數，甚或動用更多人手在不同地點全部點算，並在現場或事後進行調查，找出中途離隊和插隊的人數。如果要增加點算集會人數的準確程度，則可以增加樣本統計不同地區密度，和更加精確地量度集會人士佔用的面積。

只要方法正確，態度認真。就算沒有很多人手，一樣可以對人數有個粗略估計。今年七一，我們做了個試驗，以一人之力去估計遊行人數。一名研究員紀錄了遊行隊伍龍頭和龍尾經過某一地點的具體時間，期間抽樣計算人流的平均密度，再補加某個比例推算中途插隊和離隊人數，便可有個粗略估計。在我們的一人實驗中，研究員粗略估計遊行時間為兩小時，平均人流大約每分鐘二百人，假設有兩成人士中途插隊或離隊，得出 (120 x 200 x 1.25) 三萬人的數字，與我們全隊統計的結果差不多。

在零四和零九的六四集會，我們也做過一人試驗，結果與我們全隊統計的結果也相去不遠。方法十分簡單，研究員首先粗略計算身旁人群的密度，得出每平方公尺約二點七人，然後推算每個維園足球場坐滿時可容納約九千人，減去大會舞檯面積可容二千人，就得出一個大約數字。再進一步，如果集會人士剛好坐滿四個足球場，而場邊通道又有三數千人，則可與舞台佔用的面積抵消，人數大約會是 (4 x 9000) 三萬六千。

如何理解不同數字

統計遊行集會人數，總無法百分百準確。更加重要的，是如何解讀這些數字，以及箇中的差異。所有主辦機構，基於某些政治和心理因素，都有誇大人數的傾向。政府機構的數字，雖然很多時候比較接近學者的統計，但都傾向低估人數。就算差不多一樣，都總會加上「某段時間出發」、「某個時候在某個地點」等條件，壓縮傳媒報導的數字，避免公佈全體人數。這種做法，相信也是基於政治考慮。由於主辦和政府機構都沒有公佈詳細數據，有關數字很難作準。

在某些年份，可能由於雙方都預計會有學者獨立點算人數，數字的差距會相應縮小。由此可見，雖然科學歸科學、政治歸政治，科學精神有時的確牽制了一些政治行為。屬好屬壞，可能見仁見智。

從主辦機構、甚至是普羅巿民的角度，充滿水份的遊行集會人數，可能已經見怪不怪，變成常理。如果突然變得科學，某次公佈的人數突然減少，可能破壞了多年來以集非勝是建立起來的感覺，一下子矮化了參加者的訴求。相反，政府機構習慣低估人數，一下子科學起來，是不是無端端增加了參加者的銳氣？於是，雙方繼續各說各話。甚至有人說，把雙方數字加起除二，就是真理。我們的紀錄顯示，除二的結果有時會超標幾倍，平均也會多出六成。這個民間智慧，與現實不符。

千萬人的信念和執著，不一定代表真理；少數人的堅持，他日也可能成為主流意見。我們希望主辦機構和參與巿民，以至政府機關，都能超越人數的爭議，解開點算的迷思，好讓政治歸政治、科學歸科學。

主辦機構其實沒有必要宣佈參與人數，甚或確認前人公佈的數字，就讓傳媒自己估計好了。如果主辦機構真的須要統計人數，何不交給獨立人士點算，就如核數師核實帳目一樣。

不少遊行集會的主辦機構，都是民主運動的倡議者。科學與民主之間，真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嗎？若是，則五四精神註定失敗。若否，則中西文化可以開花結果。

數表：遊行人數點算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