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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自由與民意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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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庭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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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十分喜歡「教育界同工」的稱號，因為在學術自由的領域，所有教育工作者，在「教」與「學」的過程中，都需要學術自由的保護，而所「教」所「學」的原材料，都是學術研究的成果。 在論壇上，有台下學者申訴，她身為副學士課程的老師，不是大學教授，沒有從事學術研究，於是連「學者」和「知識分子」的資格都沒有，當然沒有學術自由了。 論壇之外，又有大學教授撰文，謂學術自由的最佳保證，莫過於嚴格的終身教席考核制度。因為有了終身教席，教授就可以暢所欲言，不愁大學以言解僱。 對於以上申訴和論點，筆者不能苟同。筆者認為，學術自由的最終目的，就是用來保護人類知識的產生和傳遞，而知識的產生過程，不一定來自擁有終身教席的大學教授，甚至不是來自在院校工作的「學者」，因為不少出色的知識分子，都沒有在院校工作。相反，不少擁有學術銜頭又在院校工作的「學者」，或者甚麼「榮譽博士」、「榮譽院士」之類，根本不配做知識分子。 因此，筆者認為，不論是否在院校工作、不論是否擁有終身教席或者學術銜頭，只要熱愛真理，真心從事知識的開發和傳遞工作，都有資格享受學術自由。教育界同工、專上學生、研究助理等等，亦應作如是觀。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人人平等，人人為自己的工作和言論負責。校長和院長等雖是行政首長，要為學校的運作和發展負責，但他們不應亦不能為個別同工的研究成果負責，反之亦然。這是學術與非學術活動在本質上的差異。 不過，觀乎專上學界在近十多年來的發展，情況實在令人憂慮。首先，學術機構開始重視排名，於是把大量人力物力投放到形象工程和資源競爭方面。形象工程方面，學生成績、論文數量、以至傳媒曝光、師生國籍等，都變成宣傳工具，本末倒置。在資源競爭方面，不少活動都以金錢掛帥，與市場掛勾。認真討論學術自由、大學傳統和知識分子責任的活動，可謂寥寥無幾。 以筆者熟悉的民意研究工作為例，本地學界、香港社會、以至兩岸四地的華人社會，當今最需要的，是建立一套具國際視野的專業操守，和開展跨學科的專業課程，累積人才和知識。可惜，基於種種原因，本地學府的民研活動，仍然是山頭割據、各有各做，完全沒有為未來中國的發展好好打算。 今日中國，實行一黨專政社會主義，對民意調查、民主參與等概念避之則吉。回歸之前，港英政府懾於北京政府的壓力，在諮詢「八八直選」時來個急轉彎，透過官方「民意匯集處」生產扭曲民意的民意調查，可算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民調事件」。回歸初期，時為中央政府器重的行政長官，透過助理向港大校長查問民意調查，觸發二千年七月的「民調事件」。去年底今年初，中聯辦官員抨擊筆者進行多年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感民意調查」，掀起另一次「民調事件」。三次事件，都發生在龍年前後。雖是巧合，但亦顯示香港社會在這個領域發展緩慢，沒有好好解決民意研究的基本問題。 三次事件，都是因為本地民意調查缺乏標準，坊間調查良莠不齊，學府沒有專業培訓，於是導致官員無端過問，批評似是而非，以政治干預學術之餘，還辯稱民調並非學術。更有甚者，是緊隨建制的左翼評論人士，即時發動文革式的批判互相呼應，握殺文明的討論空間，妨礙知識的開發和傳遞，與學術自由的方向背道而馳。因此，我們如果珍惜學術自由，就要努力建立和維護文明的討論空間。 如果我們批評「維園亞哥」言行過激，我們也要同時批判社會對「維園亞伯」的縱容和慫恿。因為沒有「維園亞伯」在前，就沒有「維園亞哥」在後。 | |
筆者於2012年2月5日，出席由高等教育關注組舉辦的「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公開論壇。之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邀請筆者在《教協報》撰文，與教育界同工再次分享感受。筆者於是把自己在論壇上發表的部份意見，更加詳細說明，另起題目與教育界同工分享。